01
“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
1980年的北京冬天，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特别是在丰台镇西后街这片儿，显得格外萧瑟。
就在这儿的一间破旧平房里，收音机正滋滋啦啦地响着，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传了出来，念的是一串即将接受特别法庭审判的名单。
屋里的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上几分。
坐在床边的那个老太太，名字叫李燕平。你要是倒退个十年八年，提起这个名字，在空军大院里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空军某高层将领的夫人。
可这会儿，她就像是个被抽走了脊梁骨的软泥，整个人瘫在床沿上，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那哭声都不敢放大了，压在嗓子眼里，呜呜咽咽的，听着让人头皮发麻。她的脸因为极度的痛苦和恐惧，早就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旁边围着的是她的几个孩子，大伙儿都红着眼圈，看着母亲这副模样，心里头五味杂陈。
但就在这一屋子的悲戚中，有个人的反应简直是个异类。
她是这家里的老三，叫江新德。
此时此刻，面对着父亲即将走上审判台的消息，面对着母亲崩溃的哭泣，江新德的脸上竟然看不出一丝一毫的震惊，甚至连点眼泪都没有。
她只是冷冷地听着广播，然后对着身边的同事和家人，从牙缝里挤出了开头那句话：
“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罪有应得，自作自受。”
这可是亲闺女啊。
大难临头，亲生女儿嘴里没一句软话，反倒是这么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判词”。
这就让人纳闷了，这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李燕平当年又干了啥？能让亲闺女在父亲生死未卜的关口，说出这么决绝的话来？
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那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年代。
那时候的江腾蛟，也就是江新德她爸，那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三十九岁就扛上了少将军衔，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妥妥的“少壮派”，前途不可限量。
那时候，江腾蛟是南京军区空军的政委，手握实权，那是何等的威风。李燕平跟着丈夫，自然也是风光无限，住在宽敞明亮的大院里，出门有车，进门有人敬礼。
但人呐，有时候就是怕一个“贪”字。
江腾蛟这人，打仗是把好手，可到了和平年代，心思就开始活泛了。他觉得光在南京这一亩三分地上风光还不够，他想往上爬，爬得更高，哪怕是通天。
这时候，林家那棵大树，就成了他眼里的“登天梯”。
为了抱紧这棵大树，江腾蛟可以说是把“不要脸”这三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别的人巴结上级，顶多是送点礼、表表忠心。江腾蛟不一样，他是把自己全家都给搭进去了，甚至包括自己的结发妻子李燕平。
这事儿，说起来都让人觉得荒唐。
02
那时候，林家那个宝贝儿子林立果，正忙着在全国范围内“选妃”。
这事儿本来是偷偷摸摸干的，毕竟不好听，打着招收“文艺兵”、“机要员”的幌子。
一般有点骨气的将领，对此都是避之不及，谁愿意干这种拉皮条的脏活儿？
可江腾蛟一听，眼睛都亮了。在他看来，这哪里是脏活，这是千载难逢的表忠心的机会啊！只要把这事儿办漂亮了，那就算是用上了林家的“核心圈子”。
于是，江腾蛟不光自己赤膊上阵，还把老婆李燕平也给拽了进来。
李燕平那时候也是被权力的光环给晃瞎了眼，或者是夫唱妇随惯了，压根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对。
两口子一合计，李燕平还专门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李岩”。
好家伙，堂堂将军夫人，摇身一变，成了“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
从1969年6月开始，李燕平就跟着丈夫忙活开了。
他们两口子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拿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尚方宝剑”，在武汉、江西这些地方到处乱窜。
名义上是挑选外事人员、内部服务人员，实际上呢？就是给那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挑漂亮姑娘。
李燕平干这事儿，比谁都上心。
她利用女人的身份，更容易接近那些姑娘，更容易打消人家的顾虑。她把一个个单纯的姑娘叫来面试，像挑商品一样评头论足，然后把照片和资料送进那个神秘的毛家湾。
为了这事儿，李燕平还没少往北京跑。
每一次进京，每一次受到林家人的“接见”，李燕平都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回到家，跟江腾蛟一说，两口子那是激动得半宿睡不着觉，觉得自个儿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甚至有一次，到了1971年3月，那个局势已经很微妙了。
江腾蛟回到家，一脸神秘地对李燕平说：“林立果要我到上海去一下，有事情。”
按理说，这时候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该觉出不对劲了。
但李燕平呢？二话没说，直接去单位请了假。理由也是现成的——“治病”。
她亲自出马，给丈夫去上海搞了个“合法”的手续，把丈夫送上了那趟通往深渊的列车。
此时的李燕平，哪里知道丈夫去上海是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知道，这是上面的“任务”，是他们家继续向上爬的阶梯。
她在家里帮着料理家务，照顾那一堆孩子，还要照顾老人，俨然一副“贤内助”的模样，等着丈夫立功受奖的消息。
可她等来的，不是捷报，是一声晴天霹雳。
03
1971年9月13日。
这日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对于江家来说，那就是世界末日。
温都尔汗的那声爆炸，彻底震碎了江腾蛟的“青云梦”。
随着林家折戟沉沙，江腾蛟作为那个集团里的核心干将，自然是跑不了的。
李燕平甚至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天就塌了。
10月27日，李燕平被带进了“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
这名字听着挺文雅，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
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对着接连不断的审问，李燕平终于从那场权力的迷梦中醒了过来。她把知道的都说了，包括那些荒唐的“选妃”，包括那些跑腿送信的勾当。
这不仅仅是丢人的问题，这是犯罪。
审查持续了整整四年。
到了1975年，处理结果下来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这对一个曾经以此为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把脸皮扒下来扔在地上踩。
但这还不算完，更严厉的惩罚在后面——全家遣送回江腾蛟的老家，湖北红安县，监督劳动改造。
从北京的将军楼，一下子跌到了穷乡僻壤的泥巴地里。
这落差，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李燕平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前半辈子除了参军那会儿，基本没干过什么重体力活。特别是当了官太太之后，那更是养尊处优。
可到了红安，没人管你以前是谁。
你就是个犯了错误的劳动改造人员。
那时候的农村，条件是真的苦。
李燕平得学着种地，学着挑粪，学着在水田里插秧。
南方的水田，那可不是好玩的。水里头有一种让人闻风丧胆的东西——蚂蟥。
那蚂蟥足足有半尺长，黑乎乎的，游得飞快。
只要你一下水，那玩意儿就顺着裤腿往里钻，叮在腿上就不撒嘴，拼命地吸血。
李燕平第一次下水田，就被叮得哇哇大叫。
那蚂蟥吸饱了血，胀得圆滚滚的，怎么拽都拽不下来。
旁边的老农看着她那狼狈样，也没人同情，只是冷冷地告诉她：得用手使劲拍，把腿拍红了，或者用鞋底子抽，震它，它才肯松口。
那天晚上，李燕平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着自己腿上一个个血淋淋的伤口，哭得像个泪人。
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想不通：怎么就落到了这步田地？
04
可比肉体上的折磨更让人难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
以前那些巴结她的人，现在一个个躲得比鬼都远。甚至连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这家人是“大坏蛋”，看见他们都要吐口水。
而最让李燕平心碎的，是孩子们的前途。
江家有七个女儿，一个儿子。
原本这些孩子，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大女儿在黑龙江工作，二女儿在上海当护士，其他的孩子也都安排得好好的。
可因为父母这一档子事，孩子们全受了牵连。
政审通不过，工作受歧视，甚至连对象都难找。
这种“株连”的痛苦，让孩子们对父母的感情变得极其复杂。
特别是三女儿江新德。
她看着曾经威严的父亲变成了阶下囚，看着曾经优雅的母亲变成了村妇，看着自己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
她心里的怨气，是一点点攒起来的。
她恨父亲的贪婪，恨母亲的糊涂。
如果没有那无休止的攀附，如果没有那荒唐的“选妃”，他们家或许只是个普通的军人家庭，哪怕平淡一点，至少能挺直了腰杆做人。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像是过街老鼠，被人戳脊梁骨。
1979年，随着政策的松动，对相关人员开始重新审查。
李燕平终于有机会离开了那个让她做噩梦的红安农村，回到了北京。
但是，原来的大院是肯定回不去了，房子早就被收走了。
她只能提着一只破旧的老式皮箱，像个流浪汉一样，借住在了三女儿江新德位于丰台镇的家里。
江新德当时在丰台废品回收公司当统计员。
住的地方也不宽敞，就是两间小平房。
李燕平住进来之后，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默了。她每天起得很早，帮着女儿收拾屋子，做做饭，尽量不给孩子添麻烦。
但在那个屋檐下，母女之间的空气总是显得有些凝重。
江新德看着唯唯诺诺的母亲，心里既心疼，又有着说不出的愤怒。
直到1980年11月，那个审判的日子终于来了。
05
公审的消息一出来，整个北京城都沸腾了。
老百姓都在议论纷纷，等着看这些曾经的大人物会有什么下场。
江新德上班的时候，同事们也在议论。大伙儿都知道她家的情况，说话也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刺激到她。
但江新德自己反而显得很坦然。
就在公审的前一天，11月21日，她在单位里跟几个要好的同事聊天。
她不像别的家属那样遮遮掩掩，反而主动提起了这茬。
她跟同事庞春兰说：“昨晚家里来人了，告诉我们要公审了。本来我想着要不就别看了，省得心里堵得慌。”
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接着说了那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我爸该落这个结果，罪有应得，自作自受。”
这话一出，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同事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接茬。
江新德却像是打开了话匣子，继续说道：“我知道最近要公审了。9月份以前，我还去探望过他。那时候还能见见，说上两句话。9月份以后，上面就不让去了，说是要准备开庭了。”
她甚至还很冷静地分析起了父亲的刑期。
她跟党支部书记汇报思想的时候，那是相当地理性：“对我父亲的处理，我估计一是判死缓，二是判15年左右……”
你说她冷血吗？
也不全是。
这更像是一种经历了极度失望后的清醒。她太清楚父亲干的那些事儿了，那是写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洗都洗不掉。
作为女儿，她没法替父亲辩解，也不想辩解。
她只能用这种近乎决绝的方式，来跟那个错误的过去划清界限，同时也给自己找一个心理上的平衡点。
而在那个小房间里，当广播真正响起的时候，母亲李燕平彻底崩溃了。
对于李燕平来说，江腾蛟不仅仅是个罪人，还是她生活了一辈子的丈夫，是她孩子们的父亲。
她哭，是哭丈夫的下场，也是哭自己这荒唐的一生。
06
法庭上的江腾蛟，表现得倒是比想象中要“老实”。
他是所有被告里，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
站在被告席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旁听席，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将军，低下了那颗花白的头颅。
他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还要狡辩几句，也没有推卸责任。
“我是个罪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他在法庭上的供述，基本都是大实话。承认了自己搞阴谋，承认了自己参与策划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最后，法槌落下。
江腾蛟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消息传回丰台那个小屋，李燕平在经过了最初的剧烈情绪波动后，反而平静了下来。
没有判死刑。
这对她来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天，李燕平破天荒地睡了个懒觉，一直睡到了日上三竿。
也许是这么多年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有了一个确定的结果，那根紧绷的弦，总算是松下来了。
经过重新审查，组织上对李燕平的处理也算是宽大。
虽然党籍没了，公职没了，但最后定了个行政18级，按退休处理。这就意味着，她至少每个月能领到一点生活费，不用再像在红安那样去跟蚂蟥拼命了。
07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江腾蛟在监狱里表现还算规矩，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被批准保外就医。
一家人最后搬到了山西太原。
在太原的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里，这对曾经在风口浪尖上折腾的老夫妻，过上了真正的普通人生活。
没有了警卫员，没有了小轿车，更没有了那些阿谀奉承的人。
有的只是柴米油盐，和儿孙们的吵闹声。
那个曾经说父亲“罪有应得”的三女儿江新德，也并没有真的不管父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过去后，亲情终究还是战胜了政治上的隔阂。儿女们还是会轮流照顾老人，给他们养老送终。
只是不知道，当江腾蛟坐在太原寓所的藤椅上，看着夕阳西下的时候，脑子里会不会闪过当年的一幕幕？
会不会想起自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副主席”许诺，把全家老小都绑上战车时的狂热？
会不会想起妻子在水田里被蚂蟥叮咬时的惨叫？
会不会想起女儿那句冷冰冰的“罪有应得”？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当年为了往上爬，不惜给别人当“家奴”，甚至连自己的老婆都舍得豁出去。
结果呢？
这一跤摔下去，不仅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还把一家人的命运都给摔碎了。
江新德的那句话，虽然听着刺耳，但却是最清醒的注脚。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路是捷径，但那尽头往往是万丈深渊。
有些福是不能享的，因为那背后标着你付不起的价格。
对于江腾蛟一家来说，这个教训，实在是太贵太贵了，贵到用了一辈子的安宁去买单。
好在，历史翻过了一页。
不管是荣耀还是罪恶，最终都化作了那个冬日里，丰台小屋窗外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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