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育儿现状：年轻人不想生，老年人不愿带|保姆|奶奶|父母|育儿

“听到她说要生2胎，我真的烦死了，一个我都带的木乱，我真是想不通？爱孩子归爱孩子，但我总不能被绑架到一天净围着他们家转吧。”56岁的刘秀英听到女儿有怀二胎的打算后，是家里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人。

“我丑话说在前头，你真生了，我也不会带的。”

王晴从来没想过，自己只是浅浅在母亲跟前提了一嘴，觉得现在大宝一个人有点孤单，如果有个弟弟妹妹陪着，以后也能有个帮衬和商量事的人的时候，母亲立马就变脸了。

但是“变脸”的刘秀英也有自己的理由，“我好不容易熬到把大的带要上学了，稍微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结果她又要生，好，他们小年轻要工作要生活要自我，婆婆在村里有自己的老人照顾，有大儿子的小孩要照看，合着就我能腾出手，行，我心疼女儿，出钱出力出人，眼看着可以稍微喘口气，但为什么还要再来？”

王晴也想不通，怎么别的家庭都是父母做工作让孩子们生2胎，出钱帮衬不说，出力更是“必然”，但到了自己家却全变了，爸妈不仅不支持就算了，还一个比一个反对。

不仅王晴家，越来越多80后，90后小夫妻发现，“爸妈们好像一夜觉醒，坚决不帮忙带小孩了。”

翻看某社交平台上，也全是一水儿的求助帖“爸妈不愿意帮忙带娃，咋办？”，评论区里，上千条留言透露着90后家长的统一困境：此前愿意用尽力气托举小家庭的长辈们，好像都慢慢想要找回自己的‘主体性”，并已经开口说出了拒绝二字。

在很多中国家庭，祖辈参与抚育孙辈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代际互助方式。但在这一传统期待的背后，不得不承认，正悄然出现一种不同于“顺从式奉献”的心态：一部分60后老人开始以合理协商为界限，不再将带孙看作退休日常的唯一内容。

刘秀英的一天是从6点开始的，天还没亮，她就醒了，作为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她必须先在床上缓两分钟，然后扭头看看小孙女睡的咋样，如果呼吸还平稳，那就悄摸摸爬起床，卧室门被小心的关上。

卫生间里，洗漱的水也要放到最小，轻手轻脚已经成了她的“工作”常态，花5分钟收拾好自己后，她开始进入厨房，灯亮起来了。泡好的豆子要放进豆浆机，冰箱里取出鸡蛋牛奶和馒头，女儿女婿的蛋得是水煮的，方便俩人带走，小孙女吃蒸蛋，也得单独弄。

早点准备差不多了，她把煮好的蛋捞进冰水里。这是她最喜欢的时间，全家都没醒，所以能安静的从容地过一会。

逮住点空，手机拿出来可以刷一刷，此前的老年大学群里姐妹发了早上好，陆陆续续一串串的小红花都出来了，她也赶紧跟上，有人在群里发了早先的跳舞合影，她点开，放大，看不太清楚，她想拧身去够放在餐桌上的老花镜。但没等够到眼镜，她跟孙女住的次卧里传来了声音，她急忙跑进去，拍一拍娃的背，安抚的抱起来，换尿布，穿衣服……

整个家都要醒了，女儿女婿着急吃饭，狼吞虎咽完几口就要出门，刘秀英把鸡蛋塞进俩人口袋，女儿亲亲孙女脸蛋“等妈晚上回来，宝贝。”然后抬头看刘秀英，“妈，你记得给喜宝多喂水，她最近嘴干的。”她点头，抱着孙女送俩人出门。

门一关，一切恢复平静，她松了一口气。

缓了缓，她把孙女小心放进推车，然后开始收拾有点狼藉的厨房和餐厅，擦洗是每天都要的，这会花掉大部分时间，好不容易厨房收拾完，阳台盆里的衣服又需要整理了。浅色深色得分开，贴身衣物得手洗，“尤其小孩的，一天好几换，根本就停不下来。”

洗得洗，晾的晾，收的收。没注意，时间已经10点半了，今天又要出趟门了，冰箱里鸡蛋没了，菜也见了底，女婿说，冷冻的肉不能多吃，所以得买新鲜的，最好不要超过两天的量。

出门是最麻烦的，但又不能不出去，离家最近的小超市约700米，但她听小区里关系好的奶奶说，1公里外路口的连锁超市有特价的鸡蛋和水果，她准备舍近取远去那儿看看，给孙女包好，围巾帽子手套一个都不能少，纸尿裤也得换个新的，对了，水杯也不能忘。

等到真要出门，11点就要到了，刚锁门，又想起垃圾没倒，提起这些，她觉得琐碎，“真没劲，说出去也无聊。”出门一趟，1个多小时又没了。回家，重复的做饭吃饭收拾锅碗，好不容易哄睡的孩子又开始哭了。

床上小推车上都不满意，就得她抱着来回转，抱着哄娃是最累的，胳膊像灌了铅，但不抱又不行，“闹，哭，吵得头嗡嗡嗡，至于胳膊酸不酸，不记得了，麻木了。没感觉。以前受不了，还得了什么腱鞘炎，吃了药还得去扎针，但现在好一些了，到底是练成了。”

下午1点，饭吃完那会，是她最困的时候，好在孙女也睡着了，但睡得不深，她靠在床边开始打盹，但又不敢真的让自己睡着，“难受的很。”

好不容易熬到3点，天气好的时候，她推着孙女下楼晒太阳，小区里有几个和她一样帮娃们家带孩子的老人，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老人们聚在一起唠嗑，话题多围绕着婆媳关系，孩子学校，儿女工作，这些话题，“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你不聊这些你聊什么呢？”

刘秀英捏了捏自己的腰，“以前老嫌胖，瘦不下来，带娃后，肉都没瓷过，都说我瘦的么相了。”么相是关中话，喻指脱了相，不好看，没样子。

4点半快5点了，冬天的太阳落得急，一会儿天就凉了，奶奶们也该散开了，刘秀英带着孙女回家，开始准备女儿女婿回家后的晚饭。

是平淡又周而复始的一天，“这种情况算好的，现在还能睡个半整觉，更小的时候，晚上吃啊尿啊哭啊闹啊，一晚上得起7，8趟，再遇到娃生病不舒服，那就别说了，整晚整晚别想睡，你说上班还能请个假，但是看孩子，能请吗？这是24小时的，一点都请不了。”

和女儿不是没因为带孩子吵过，“别人爸妈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

“对，我是不行，我就想有点自己的事，我有错吗？”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说出“不是很想带孙子”这件事并不容易，即使心里的念头已经有过千百次。

李爱莲坐在小区花坛边的长椅上，背后是刚撒过水的绿化带，前方是儿童游乐区，几个年轻妈妈低头刷手机，孩子们尖叫着来回跑。李爱莲的儿媳正在上班，孙子此刻由她“临时”照看——但这个“临时”，从孩子满月算起，已经快要5年。

她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帮个忙。没想到，这忙一帮就是4年多。

在李爱莲成长的年代里，“家”是一条清晰的分工链。年轻时，她带孩子、做家务、上班.老了，就继续“发挥余热”，帮下一代稳住后方。她的母亲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哪有商量，”她说，“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老人。”

这种模式被视作一种自然的传承，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而60后们也大多是在这种观念中长大的，一个女性，尤其是母亲，为了家庭忍让、牺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再“理所当然”，还是会有不满意想逃离的时刻。

李爱莲的退休金每月将近四千，日子并不拮据。她和老伴原本计划，等退休后回老家住几个月，再去南方避避寒，说不定还能跟几个老同事学学画画旅旅游拍拍照跳跳舞。可孙子的出生，把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按下了暂停键。“他们说就带几年，等孩子上幼儿园就好了。”她无奈撇嘴，“可几年很快就变成了每天。”

带孙子不是一份轻松的活。最难受的不是体力，而是“边界”的消失。孩子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儿媳会在微信里反复叮嘱，“我跟她想的不一样时，吵了，儿子也听媳妇的，在这家，我像个外人。”而一旦孩子生病，责任也常落在她身上。

“有一次我给他多喂了一口西瓜，”她回忆，“晚上娃拉肚子了，儿子虽然没明说，但我听得出来，他嫌我没带好。”李爱莲开始失眠。累是一方面，持续的、无名的恼火和内疚是另一方面，“我图啥，罪受了，钱花了，么落下好。”

研究显示，祖辈照护对提升年轻父母劳动参与率有显著作用。然而，这种家庭“互助”也同时意味着祖辈自身承担大量时间与精力，有时甚至超过孩子父母本身。

吴芬芬每天上午会去附近公园打太极，下午才去接孙子上幼儿园。原本她搬到儿子家附近帮忙，是希望能帮着小夫妻两口减轻一下育儿成本。不过两年下来，她发现自己失去了曾经设想的退休时间安排。

“孩子一哭，我的时间就没有了。”后来，吴芬芬提出以后每周只安排固定三天照看，其余时间由托管安排。儿子开始不同意，但她依然坚持。她的策略是“我参与一部分，但是我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吴芬芬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人。她与老伴坚持和娃们家住得不远不近，与子女协商好，每周帮忙短时照看孙子即可。“我给他们钱啊，我干不了的他们可以雇人干。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尽管已经退休，但吴芬芬因为技术好，经验多，又被单位返聘做了技术指导，工作还是占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可能现在完全说给他们当保姆啊。”

吴芬芬是少数明确拒绝带孙子的60后之一。

儿子结婚前，她就把话说清楚了：“孩子我可以偶尔帮忙，但不长期。”“他们当时脸色很不好看，觉得我这个当妈的心太冷。”她理解儿子儿媳的情绪。房贷、育儿、加班，把年轻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她也清楚，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把大半生交给了单位和家庭。“我不想退休了，反而更忙。”

现在，她每天还是会抽抽空打打太极，学学摄影，偶尔也和老伴自驾短途到周边城市转一圈。她在朋友圈里发照片，底下有同龄人点赞，也有亲戚半开玩笑地评论：“你这日子过得比我们潇洒。”

并不是所有60后都能像吴芬芬一样坚定。

更多人，像刘秀英一样，被夹在情感和现实中间。“你说不带吧，良心过不去。”她身边不少老朋友，都在带孙子。有的甚至从外地搬到儿女所在城市，住在并不熟悉的小区里。

“我们聊天，话题全是孩子。”她苦笑，“谁家孙子发烧了，谁家报了什么班。”偶尔也有人小声抱怨，但很快又补一句：“也没办法，谁让是自己家的。”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与出生率下降的叠加阶段。60岁及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近19%，而65岁及以上比例已超过1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此同时，育儿成本与时间压力普遍偏高，导致年轻家庭对祖辈的育儿支持有强烈需求。这种结构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老年人的期望，却没有同步提供足够的公共托育或社会支持体系。

新的家庭协商还是在悄然发生。在很多城市，越来越多60后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愿意“出钱不出力”，愿意在条件允许下参与部分时间照料，但不再无期限地承担全部育儿任务。

这样的调整往往伴随着明确的“时间表”“任务界定”，以及家庭内部开放性对话。他们希望被尊重、被理解，不只是谁的奶奶爷爷，而是还有自己的兴趣、追求与身份。

“老了不等于没用了，”吴芬芬说，“也不等于只能围着孩子转。”

傍晚，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李爱莲牵着孙子的手往家走，路过广场舞的音响，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等我不带了，”她说，“我也想来跳跳。”

· 应受访者要求，文内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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