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汉水老人家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七十年前那个冬天。
1965年，我二十三岁，刚从北京被分配到北大荒的农场。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说话带着书卷气，在那一群五大三粗的知青里，像个异类。
那天清晨，寒江锁雾，雪粒子被风卷着打在脸上，生疼。我负责挑粪肥，扁担压在肩上，每一步都陷进没膝的积雪里。我踉跄了一下，粪桶倾倒，臭气熏天，周围的知青哄笑起来。
"新来的，连挑担都不会？"
我满脸通红，狼狈地去扶桶。就在这时，一只大手伸过来，稳稳地扶住了扁担的另一端。
"我教你。"
我抬起头，看见一张年轻的脸。他身材高大，手掌粗糙，笑起来眼角会有细纹。他说他叫周暮寒，哈尔滨人。
"腰要活，腿要稳，眼睛看前方，别看脚底下。"
他示范着如何把扁担在肩上挪动位置，如何配合脚步的节奏，如何在雪地里找着力点。我照做了。奇怪的是，当他的手掌不经意擦过我的手背时，我竟不觉得冷。
那天的太阳从雪雾中透出微光，照在他的睫毛上，结了一层细碎的霜花。我站在那里，忽然忘了寒冷，忘了狼狈，忘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农场里有名的劳动能手，本可以不管这种闲事。但他说："我看你手上有墨渍，是个写字的。写字的人，肩膀嫩。"
就这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我们在北大荒待了八年。
八年里，我们住同一间土坯房，睡同一铺火炕。冬天夜里，我的脚冻得发麻，他会把我的脚伸进他的被窝里。我给他读偷偷带来的唐诗宋词，从李白读到杜甫，从苏轼读到辛弃疾。我们发明了一套暗语，"寒江锁雾"代表有外人，"雪初扬"代表安全，可以靠近。
我教他写字，从他的名字开始。他学得慢，但极认真，铅笔头在粗糙的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他写"周暮寒"三个字，总要写满一整页，直到我说"好了，比我的字还好看"，他才肯停。
"你骗我。"他说，但眼睛在笑。
"没骗你。你的字有筋骨，我的只有皮肉。"
我们从没说过那个字。在那个年代，那个字是罪，是病，是足以毁掉一切的把柄。但我们知道彼此是什么。知道就够了。
我记得有一个雪夜，我们挤在火炕上，他忽然说："远山，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
"哪样？"
"就这样。你读书，我听着。明天还要出工，但今晚，就这样。"
我没说话，把被子往他那边拉了拉。窗外风雪呼啸，屋里却暖得像春天。
1976年，我们先后回城。我去了出版社当编辑，他进了工厂当钳工。我们在北京租了一间平房，继续住在一起，对外称是"战友"，是"兄弟"。邻居们将信将疑，但也没多问。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窥探别人是一种冒险。
我以为我们会这样过一辈子。我错了。
1983年的春天，变故来了。
他的工厂里，有人举报他"生活作风问题"。调查组的人找他谈话，说有人看见我们"过分亲密"，问他我们是什么关系。
他沉默了很久，说："我们是战友。"
"只是战友？"
"只是战友。"
他们放过了他，但条件是必须结婚。工厂书记亲自做媒，把车间主任的侄女介绍给他。那姑娘叫孙秀兰，圆脸，爱笑，看不出任何心机。
他来找我商量。我们在护城河边走了很久，柳条刚抽芽，嫩绿嫩绿的，像某种希望。
"远山，我得结婚。"
我望着河水，说："我知道。"
"秀兰人不错，她说不介意我心里有人。"
"她知道？"
"我猜她猜到了。但她愿意。"他的声音很低，"她说，这年头，能找个知冷知热的人搭伙过日子，就不错了。至于别的，她不管，也管不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是他最爱抽的那种。我点上一支，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本不会抽烟，这是八年来第一支。
"那我呢？"我问。
他看着我，眼眶发红："你永远在这里。"他把手按在自己胸口，"这里，谁也拿不走。"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不是决裂，是某种更残忍的东西——变成"朋友"，变成"偶尔走动的人"，变成逢年过节互相问候、却不敢多留一刻的熟人。
后来我也结了婚，是社里的女同事，姓陈，丈夫死于工伤，带着一个女儿。我们相敬如宾，像合租的室友。陈女士知道我的秘密，或者说，猜到了一部分。她从不追问，只是在某个深夜，听见我说梦话喊出一个名字时，轻轻叹了口气。
我没有解释。解释什么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声呼唤是习惯，还是思念，还是某种深入骨髓的执念。
2019年冬天，我在老年大学教书法，他在公园打太极。
我们都已经八十岁了。我的妻子十年前去世，女儿在国外；他的妻子五年前走了，独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次。我们都成了独居老人，每天最大的事情是想着怎么打发时间。
重逢是在医院的走廊里。我去取降压药，他去查血糖，隔着十几米的距离，我同时停下了脚步。
"远山？"
我的手抖了一下，药袋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他已经走过来，先我一步拾起了袋子。
"还是这么不小心。"他说，就像八十年前在北大荒，他扶住我那副倾倒的扁担时一样。
我们在医院旁边的茶馆坐了一下午。话不多，时而沉默，但那种沉默是舒服的，像旧棉袄贴着皮肤。我们说起这些年的生活，说起各自的老伴，说起子女，说起衰老带来的各种麻烦——前列腺、关节炎、失眠、健忘。
"你还记得'寒江锁雾'吗？"他突然问。
我的手停在茶杯上方。水汽氤氲中，我看见他的眼睛，和二十岁时一样亮。
"记得。"
"我现在一个人住，两居室，朝南。"他说，语气平淡像在谈论天气，"你要是想找个说话的人，可以过来。"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想起妻子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去找他吧。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人。我不怪你，真的。这辈子，你对我够好了。"
我想起女儿去年回国，委婉地问我要不要去养老院，或者请个保姆。我说不用，心里想的却是：再等等，再等等。
等什么？我其实不知道。也许等一个奇迹，等一个不可能的可能。
现在，奇迹就坐在我对面，八十岁，头发花白，手背上布满老年斑，但笑容还是当年的样子。
"我明天就搬过去。"我说。
我们就这样住在了一起。
不再需要什么暗语。这个时代已经变了，虽然还不够，但总比从前好。邻居们知道我们是"老朋友"，是"老战友"，偶尔也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但没人当面说什么。这个年纪，人们更愿意相信我们是"搭伴养老"，是"互相照应"，是无奈之举。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不是。
某个雪夜，我们坐在窗边，看外面的路灯把雪花照成金色。他忽然说："远山，这辈子，你后悔吗？"
我知道他在问什么。后悔什么？后悔在北大荒的那个清晨接过那只手？后悔八年的相守？后悔分离？后悔各自婚娶？后悔这迟到的重逢？
"你呢？"我反问。
他想了想，说："我只后悔一件事。1983年，我应该带你一起走。不管去哪，不管多难，我们应该在一起。"
我的眼眶湿了。八十岁的人，泪腺应该早已干涸，但此刻我竟像个年轻人一样，泪水止不住地流。
"现在也不晚。"我说。
他握住我的手。两个老人的手，皱褶纵横，关节变形，但握在一起，却有一种奇异的完整感，像两片分离多年的拼图，终于找到彼此。
"不晚。"他说，"遇见已是上上签。纵使结局不如意，相遇的瞬间就够珍贵了。"
这是我教他的句子，很多年前，在那个土坯房的火炕上，我读一首词给他听，里面就有这句。他当时不懂，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意思是，能遇见就是最大的幸运，别管结局怎样。
现在我们都懂了。
2023年的冬天，他病倒了。
肺癌晚期，发现时已经扩散。医生说要化疗，要住院，他拒绝了。他说："我都八十四了，折腾什么？让我回家，和远山在一起。"
最后的几个月，我每天给他读诗。唐诗宋词，我们年轻时在火炕上读过的那些。他大多数时候在昏睡，但偶尔会睁开眼睛，笑一笑，说："声音真好听，和当年一样。"
临终那天，是个晴天。雪后初霁，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的被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忽然清醒了，拉着我的手，说：
"远山，我要走了。"
"我知道。"
"这辈子，值了。"
我把脸埋进他的手掌里，泪水滚烫。
"我也是。"我说，"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年轻时的样子。他轻轻哼起一首歌，是北大荒的民歌，我们年轻时一起唱过的。我跟着哼，两个苍老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某种古老的仪式。
然后，歌声停了。他的手还握着我的手，但温度在一点点流逝。
窗外的阳光正好，雪开始融化，滴滴答答从屋檐落下。寒江锁雾，雪初扬，风卷叶，夜凝霜。又是冬来，但这一次，梅花真的开了。
我独自又活了两年。
我每天都去公园，坐在我们常坐的长椅上，打一套他教我的太极。动作已经生疏，但我坚持做，仿佛某种纪念。
我写了一幅字，挂在客厅的正中央，是他的名字，用他教我的笔法，写了整整八十年。下面有一行小字："浮生过半鬓天霜，念旧事，忆彷徨。多少酸甜，心底暗自藏。"
有人问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说："1965年的冬天，北大荒，一个年轻人扶住了我的扁担。他说，'腰要活，腿要稳，眼睛看前方，别看脚底下。'"
"后来呢？"
"后来，我照做了。一辈子，都看着前方。”
"寒江锁雾雪初扬，
此生不负遇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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