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青岛大学有个文人小圈子，常聚一块儿喝酒、谈诗。
方令孺是里面唯一的女的。
她穿素色旗袍，没怎么说话，酒量不大，三杯就脸红。
热闹席间，别人高谈阔论，她坐在边上，眼神总有点飘，像在想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心中的愁绪，根本藏不住。
没人知道，她是文坛盛赞的新月派才女，心里装着太多说不出口的遗憾。
她是安徽桐城人。祖父方宗诚给曾国藩当过幕僚，父亲方守敦是清末有名的诗人、书法家。
可即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她还是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
她三岁那年，家里就给她定了娃娃亲。男方要求缠足，不准上新式学堂。
她死活不干——成了姐妹里唯一没缠足、考进师范的人。
可十九岁那年，还是扛不住家族的压力，还是妥协，委屈自己，嫁给了南京一个银行世家的子弟，陈平甫。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错了。
陈平甫学理工，性格死板，凡事讲规矩。方令孺爱文学，喜欢浪漫洒脱，无拘无束。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即便后来先后生了三个女儿，两个人的感情也没有好转过。
她在文章里写过一句：“家是可爱，还是可恨呢？”
听着平静，其实心里早就空了。
1923年，她跟着丈夫去美国留学。本想缓和关系，结果反而看清了自己想要什么。
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她认识了孙寒冰。两人都爱文学，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孙寒冰送她一本《娜拉》，书里那句“首先我是一个人”，让她整宿没睡，也唤醒了她对自由的渴望。
终于，她第一次意识到：也许能走？
可这份觉醒，没多久就被现实浇灭了。她比孙寒冰大六岁，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那个年代，她太清楚，一个已婚女人敢谈感情？光是闲话就能把她压垮。
她索性咬牙离开陈平甫，转去威斯康星大学读文学，想靠自己活出模样。
可她终究没换来真正的自由。
1929年，陈平甫断了她的生活费，还把三个女儿接回国内。这一下，她没有了退路。
走投无路的她，身无分文，只能狼狈回国。到上海才发现，丈夫已经另娶侧室。
不过，两人没办离婚，但再也没见过面。
虽然，她逃出了婚姻，却被“母亲”这个身份牢牢捆住。不敢正式离婚，怕孩子被人嘲笑，也怕自己失去依靠。
后来，经侄子方玮德介绍，她认识了诗人陈梦家。那年他二十岁，穿深蓝长褂，眼神清澈又热烈。
他被三十四岁的方令孺吸引，欣赏她的才华，也心疼她的处境。两人开始通信。
她在信里夸他：“你有好的想象力，美的句子，同真实的热情。”
陈梦家把心意全写进诗里，寄来诗集《铁马集》，字字都是倾慕。
但，方令孺却退了。
她回信婉拒，诗集原封退回。
不是不动心，是不敢。
年龄差、婚没离、三个女儿……哪一条都能把她钉死。
陈梦家被拒后，再也不写诗了，转去钻甲骨文。后来成了大学者。
1931年，她到青岛大学教书，讲《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
跟闻一多、梁实秋他们常聚，谈文论道。
闻一多也有包办婚姻，懂她的难处。
慢慢对她有了好感——多年不写诗的人，竟为她写了《奇迹》，说她是“戴着圆光的你”。
两人隔楼住着，常讨论诗歌。
流言很快传开。闻一多的老婆高孝贞，挺着大肚子赶到青岛。
方令孺二话不说，立刻以“养病”为由辞职，悄无声息地走了。
梁实秋后来叹气：“那份情，刚冒个芽，就被掐了。”
她不是冷血，只是太清楚代价。
吃过婚姻的苦，受够世俗的眼光，她再没勇气赌一次。
抗战爆发后，她在复旦教书，又见到了孙寒冰。
一次渡江，孙寒冰低声说：“人生三件事：结婚、生子、死。我们已完成两件。”
方令孺苦笑，没接话。
不久，孙寒冰在日机轰炸中死了。
她彻底封心，不再写诗，也不再提感情。
余生，她全身心扑在教育上。
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主席，始终独身一人。
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身后没有子女，没有伴侣，只有几页未完成的诗稿，和几十年站过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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