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1日中午，白云机场跑道旁传来发动机的余音。机门刚一打开，省委书记陶铸快步跳下梯子，没有寒暄，也没有回头看驾驶舱，径直钻进等候的吉普车，扬尘而去。这一幕让机组里年纪最小的报务兵直挠头，“领导怎么一句话都没说？”副司令张俊山摆摆手，示意别议论。
半小时前，伊尔-14刚沿着榕江上空低速盘旋。窗口外，洪水铺天盖地，堤岸几乎看不见。小洲、高坎、甚至屋脊，挤满挥手的灾民。机舱里没有人说话，只有螺旋桨有节奏地切开空气。
洪水从6月下旬就没停过。揭阳、汕头雨量纪录一次次被刷新，站点水位线突破历史极值，电话电报频频中断。省防汛办把“灾情急报”贴在墙上，红字一夜比一夜多。
陶铸此时48岁。对广东，他并不陌生。1926年离开祁阳来到黄埔军校，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带着“广西剿匪”的军功，在华南分局坐了第四书记的位子。人熟，地熟，可洪水让他第一次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调研向来是他的习惯。有意思的是，1953年毛主席在广州问他走过广东多少县，他报出“104”。这种跑县城跑山村的惯性，让他决定用空中踏勘给方案“对焦”。
空军司令部紧急抽调独立运输团，机长是27岁的施丽霞。施丽霞家在上海，学飞在第七航校，苏联教官教仪表，日本教官带特技，国内老飞行员教编队——同行都说，她的履历像缝合针，一段一段却扎得牢。
飞机抵穗那天清晨，地面薄雾未散。塔台报告能见度不足千米。施丽霞照例先做“八字等待”，随即稳稳落地。舱门甫开，陶铸只与她握手，随后沉默转身。很多人不解，可看他盯着地图的神情，大概也就释然。
第一段飞行按预定航线走汕头—潮州—揭阳。翻过最后一片低云，榕江几乎成了海。陶铸蹲在机舱中部吊袋上，盯着河面，忽听耳机里传来一句：“陶书记，榕江方向再飞一遍吗？”他只回四个字：“再低一点，再慢一点。”声音压得极低，却透着急。
回到白云机场后，吉普车直奔省防汛指挥部。陶铸把沿江、水库、圩田几处重灾区逐条标在图上，再拉张俊山开列空投航线。时间紧，他说话一口气到底，连茶水都顾不上。
另一边，施丽霞的飞机重新加油、装货。救生衣、压缩饼干、苫布、医药箱，全用帆布袋套好。下午三时起飞，目标饶平北部丘陵。到达投放点，施丽霞压低机头，开货舱门。包裹像雨点准确落在旱岭上，山头上的人伸手去接，画面直击人心。
傍晚返航，云层翻滚，广州上空电闪雷鸣，机场跑道灯时亮时灭。塔台短波突然安静，显然供电又挂了。张俊山咬牙一句：“盲降！”机翼接近跑道那刻，只差一指就碰到积水。轮胎溅起水幕，飞机总算稳住。机组成员后背都被汗水浸透。
紧接着的三天，空投、转运、接送医护人员连轴转。潮汕平原上空的绿色机身成了灾民眼里的“会飞的稻草”。7月4日夜里，任务暂告一段落。省政府礼堂临时摆上几桌便饭，陶铸第一次慢下节奏。他举杯向机组示意，放下杯子，忽而站到施丽霞面前：“初次见面那会儿，我没多说，心里只惦记百姓。多亏诸位，言谢已迟。”话不长，却掷地有声。
施丽霞笑得爽快，说外线飞得多，早习惯了简短对接。“任务要紧”，她只留这四个字。厅里人听完，都不再客套，默默夹菜，补体力准备下一次起飞。
洪峰在7月中旬过去。根据水利部门汇总数据，此次空投物资三百余吨，转移被困官兵与群众五千人，无一飞行事故。后来有人写报告，总结经验，把“女机长精准低空抛投”列作示范。档案室的油墨味，至今仍能追溯那几张记录表。
1966年9月，陶铸调离广东，结束15年华南岁月。再回头看那场1959年的洪水，他单独留下两份备忘：一份交水利，一份交空军。封面只有四个字——“天上地下”。有人揣摩，这是讲空中救援与地面防洪并举的意思；也有人说，那是他对一群年轻飞行员的敬意。到底哪种解读更贴切，没有定论，但当年白云机场跑道尽头那列急促的脚步声，依旧让旁观者记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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