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方志敏全集》《鲁迅书信集》人民网党史频道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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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四川北路上的内山书店门前，行人匆匆。这家日本人开的书店，已经成为进步文化人士聚会的秘密场所。
某天下午，一位陌生女子走进书店，留下一封信件，特别嘱咐要转交给经常来店里的那位周先生。
店主内山完造接过信件，感觉分量很轻，信封也很薄。几天后，当鲁迅来店里买书时，内山完造把这封信递给了他。
鲁迅拆开信封，却发现里面是几张白纸，上面空空如也。这封神秘的信件，从江西南昌的监狱里辗转而来，承载着一个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的期待。
【一】怀玉山下的困境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接到命令，率领红十军团北上。这支部队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而成，总兵力约8000人，方志敏担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按照计划，部队要北上抗日，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部队从赣东北出发，向皖南进军。这是一次深入敌军战略重地的行动，危险重重。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带部署了重兵，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红十军团在浙皖赣边界艰苦作战两个多月，多次遭遇敌军围堵。
1934年12月，部队不得不重返赣东北。就在回撤途中，在浙赣边的开化、德兴两县交界处，部队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
国民党方面调集了多个师的兵力，在怀玉山一带布下天罗地网。
1935年1月16日，方志敏下达命令，让粟裕等人率先头部队800人立即冲出重围。先头部队成功突围，为红军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
方志敏本人则带着身边的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与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大部队会合。
国民党军队收紧了包围圈。红军血战八天八夜，弹尽粮绝，多次突围未果。严寒的天气让情况更加恶化，许多战士冻饿而死。
部分指战员三五成群或成班成排冲出重围，但大部分人员阵亡或被俘，伤亡超过千人。
1935年1月29日清晨，陷于绝境、七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在江西玉山县陇首村不幸被俘。
当天，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了他，以为抓到了大官，急切地想从他身上搜出金银财宝。
搜遍全身，只找到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口袋里只有两个铜板。士兵们难以置信，这样的高级将领竟然身无分文。
1月30日，方志敏被用竹轿子从陇首村抬至玉山县城，关押在城内大水坑任荫奎大宅邸——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旅部。
在那里，他痛苦地发现，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和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也被关在这里。他们是在部队打散后，比方志敏早一两天被俘的。
2月1日，国民党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被押上台示众。
台下围观者众多，议论纷纷。方志敏昂首挺立，神态自若。后来他在狱中写道，自己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
到了弋阳和南昌，国民党当局同样搞了这样的活动，方志敏都用同样的态度面对。
2月初，方志敏被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
【二】南昌监狱里的秘密书写
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条件极其恶劣。牢房阴冷潮湿，墙壁斑驳，铁窗狭小。
每天的伙食是发霉的窝窝头和浑浊的凉水，有时甚至连这样的食物都供应不足。看守对方志敏的监管格外严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
方志敏被关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在一起。三个人都是红军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当局对他们格外重视。
蒋介石亲自布置了对方志敏的劝降工作，派遣多批人员前来劝降，希望他能够投降，为国民党所用。
面对劝降，方志敏态度坚决。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一个执委偕《民国日报》记者来访，当记者问到是否向狱方提出写自传时，方志敏回答说准备写数万言，但因心绪不宁，尚未完成。
这个回答既敷衍了来访者，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写作的时间和条件。
1935年2月底到3月初，方志敏开始了狱中写作。从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抱定了以一死谢党的决心。
一个看守向他透露，他的案卷上批了"缓办"二字。方志敏明白，这意味着国民党当局还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暂时不会马上处决他。
他决定利用这个短暂的机会，一是争取越狱，二是写些东西，把自己十余年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留下来。
狱中写作困难重重。纸张和笔墨都被严格管控，看守会定期检查牢房。
每天写字的时候，方志敏都要防备看守突然进房。他后来写道："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
方志敏想到了用米汤密写的办法。这是当时地下党常用的秘密通信方法。每天吃饭时，他偷偷藏起几粒米饭，用水泡成米汤，当作墨水使用。
米汤里含有淀粉，写在纸上干了之后，字迹会变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要显出字迹，需要用碘酒擦拭，因为淀粉遇碘会变成蓝色。
纸张的获取更加困难。方志敏想办法从看守那里弄来一些废纸、烟盒纸，甚至药品包装纸。每一张纸都弥足珍贵，他写字时格外小心，尽量不浪费。
每天深夜，当看守打盹的时候，方志敏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有时候写墨迹稿，有时候写密写稿。
墨迹稿是用普通墨水写的，字迹清晰可见；密写稿则是用米汤写的，看起来像白纸。
方志敏每天写作的时间很长，经常写到深夜。他在文稿中记录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记录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记录了这次北上失败的教训。
他还写下了对祖国未来的憧憬，写下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
他写道。他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都一点一滴地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关于祖国的未来，方志敏写下了充满深情的文字。
他描述了自己心中可爱的中国，那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到处都是活跃创造和日新月异进步的国家。他相信，这样的中国一定会实现。
1935年4月下旬，方志敏从军法处看守所的普通号，被转押到优待号。优待号是单间牢房，条件比普通号好一些，但也更加孤独。
国民党当局这样安排，是为了将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分开，不便于他们相互联系，也方便单独对方志敏进行劝降。
搬到优待号后，方志敏一天到晚都在写作。到6月上旬，他已经写完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和信件。这些文稿加起来，总共有十三万字左右。
在优待号，方志敏接触较多的是两个邻居。一个是隔壁的原国民党航空署长徐某，他因为南昌机场被焚而入狱，在狱中仍然站在反共立场上，身负着劝降方志敏的秘密使命。
劝降无望后，徐某改为监视方志敏。方志敏称他为"顽固的法西斯蒂"。
另一个邻居是对面囚室的胡逸民。胡逸民原是个商人，因为经济问题入狱。关押方志敏的牢房恰好就在胡逸民囚室的对面，两个人的接触机会很多。
当时看守所的所长比较好说话，允许胡逸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时间一长，两个人天天拉家常，聊身世，无话不谈，竟如故友。
方志敏与胡逸民谈了不少话，写了许多信。他在争取胡逸民，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胡逸民对这个共产党人逐渐产生了敬佩之情，愿意为他做些事情。
除了墨迹文稿，方志敏还密写了部分文稿。比如《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文末作者注明：1935年3月25日写完，6月29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除了密写文稿外，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也是密写的。
1935年6月11日上午，方志敏完成了一封给党中央的密信。这是一份重要的报告，内容涉及红十军团失败的经过和教训。
他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封信总共写了三张信纸，方志敏在右角上点了一点做记号。
在同一时期，方志敏还密写了给宋庆龄的信和给鲁迅的信。给宋庆龄的信，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
给鲁迅的信，在右角点了两点。这些记号是为了让接收的人能够辨认，知道哪封信是给谁的。
【三】文稿的秘密传递
要把这些文稿送出监狱，谈何容易。方志敏必须找到可靠的人，还要想出周密的办法，才能突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
第一批文稿的传送，方志敏选择了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作为信使。向影心经常来监狱探望丈夫，与看守也比较熟悉。方志敏把密写的几封信交给胡逸民，再由胡逸民转交给向影心。
1935年春，向影心带着这几封密信，从南昌出发前往上海。她小心翼翼地把信藏好，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经过几天的旅程，她终于到达上海。
在上海，向影心按照方志敏的嘱咐，来到了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主营日文书籍，但也是左翼文化人士常去的地方。鲁迅经常在这里买书、会客，内山书店也成为进步人士秘密联络的场所。
向影心进了书店，把信交给了店主内山完造，说明这是要转交给鲁迅的重要信件。内山完造接过信封，答应一定转交。向影心完成任务后，匆匆离开上海，返回南昌。
几天后，鲁迅来到内山书店买书。内山完造把那几封信交给了他。鲁迅回到家中，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几张白纸，没有任何字迹。
他把白纸对着光看，还是看不出什么。这让鲁迅感到困惑。
鲁迅把这几张白纸交给了胡风。胡风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也是鲁迅的朋友。胡风看了半天，同样摸不着头脑。他想到应该去找吴奚如。
吴奚如是中共特科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与鲁迅之间的联系。胡风找到吴奚如，把情况说了一遍。
吴奚如一听就明白了，这肯定是密写的信件。他告诉胡风，可以用碘酒擦一下试试看。
胡风赶紧去买了碘酒，回来后用棉花蘸着碘酒，在白纸上仔细擦拭。慢慢地，蓝色的字迹开始显现出来。
原来，这是方志敏从南昌监狱里送出的密信。其中有一封是方志敏给党中央的报告，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信。
吴奚如留下了给党中央的信，让胡风把给鲁迅的信送回去。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在狱中的第一份报告，并通过这条线路，与方志敏建立了直接联系。
这次成功的传递，让方志敏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写作，把更多的文稿送出去。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多找几个人帮忙传递。
方志敏注意到看守所的一个职员高家骏。高家骏年轻，思想比较进步，对方志敏也有同情心。
方志敏与他多次交谈，慢慢地争取他的支持。高家骏被方志敏的人格魅力打动，同意帮他传递文稿。
1935年7月初，18岁的杭州姑娘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往南昌。程全昭比高家骏小5岁，两人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程全昭到达南昌后，在旅馆见到了高家骏。高家骏把方志敏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她，并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帮忙。这件事关系到方志敏的生死，也关系到党的事业，但有很大的风险。
程全昭虽然年轻，但很有勇气。她答应帮这个忙。高家骏把方志敏密写的四封信交给她，嘱咐她一定要亲手交给收信人。
这四封信分别是给鲁迅、宋庆龄、李公朴和沈雁冰的，内容都一样，主要是说方志敏写了一批文稿，希望他们帮忙转交给党中央出版。
7月中旬，程全昭带着这四封密信，从南昌出发前往上海。她把信小心地藏在身上，一路上非常紧张。到达上海后，她先去找了李公朴，把信交给了他。李公朴收下了信。
程全昭又去了生活书店。当时书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胡愈之也在书店。程全昭说明来意，把信交给了他们。
毕云程等人看到这封来自南昌监狱的信，非常谨慎，因为无法证实信的真伪。他们让程全昭晚上派人到她住的地方取方志敏的文稿。
当天下午，胡子婴来到生活书店。毕云程等人把情况告诉了她，让她看了来信。
胡子婹认为这个文件一定很重要，不然不会冒这么大风险从狱中送出来。她自告奋勇，表示由她去取这个文件。
当晚，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这是一个纸包，打开一看，全是密写的白纸。胡子婴立刻返回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
毕云程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他把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人员进行显影。
显影后，他们才知道这确实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王世英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
与此同时，高家骏也带着方志敏的信赶到上海。7月30日，他先到内山书店找鲁迅，后又到学校找李公朴，但都不顺利。
而且他发现有人跟踪，情况很危险。第三天，有人给他传话，让他不要再送信了，也不能在旅馆久留，要赶快离开上海。
高家骏只好返回杭州。回去后不久，他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方志敏已经被处决了。
军法处虽然不知道高家骏和凌凤梧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经觉察他们同情方志敏，凌凤梧被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一切活动，过起了隐居生活。
程全昭送出文稿后返回杭州，与高家骏失去了联系。她并不知道自己传递的文稿已经安全送达，也不知道方志敏已经牺牲。多年以后，她才知道当年那次冒险行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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