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毅传》、《上海解放》、《建国初期上海的接管与改造》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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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黄浦江上时，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迎来了它命运的转折点。
枪声渐息，硝烟散尽。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队伍整齐地开进了上海滩。
街头巷尾，老百姓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这支不一样的军队——他们纪律严明，不进民宅，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百姓。
南京路上，一排排战士和衣而卧，这一幕让许多上海市民震惊不已。
上海，这座拥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当时中国最繁华、最现代化的城市。
这里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有纵横交错的电车线路，有灯火通明的十里洋场。
这里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也是东方的"魔都"。
解放军进城的第一天，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平静，但暗流涌动。
国民党撤离时虽然带走了大量物资和人员，却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1.4万名原政府工作人员。
这些人遍布在市政府各个部门、公用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学校医院。
他们掌握着城市运转的关键技术，从发电厂的工程师到自来水厂的技术员，从银行的会计到邮局的报务员，从医院的医生到学校的教师。
没有这些人，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可能在一夜之间陷入瘫痪。
可是，这些人的身份又很敏感。
他们曾经为旧政权工作，有的甚至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要职。
留用他们，会不会埋下隐患？
不留用他们，城市又该怎么运转？
这是一道关乎上海命运的选择题，也是摆在新任上海市长陈毅面前的一道难题。
5月底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那些原政府工作人员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新政权会如何处置他们。
有人悄悄收拾行李准备逃离，有人躲在家里不敢露面，还有人在私下商量着对策。
城市的各个关键部门，开始出现技术人员"不辞而别"的情况。
老百姓也在观望。
他们想知道，这支红色军队到底能不能管理好这座复杂的城市？
水龙头里还会不会有水？
电灯还能不能亮？
工厂还能不能开工？
时间紧迫，形势严峻。
陈毅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而他最终下达的那个命令，不仅稳住了上海的局面，也为新中国接管其他大城市树立了一个范本。
【一】一座城市的复杂面貌
要理解陈毅面临的难题有多棘手，就得先了解1949年的上海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自开埠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
到1949年，这里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全市人口超过500万，其中产业工人就有50多万人。
这里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工业重镇。
从南京路到淮海路，从外滩到虹口，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霓虹灯彻夜通明。
百老汇大厦、沙逊大厦、汇丰银行大楼，这些建筑代表着上海的繁华与现代。
街道上行驶着有轨电车和汽车，码头上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轮船。
这座城市的工业门类齐全，从纺织、食品加工到机械制造、化工生产，应有尽有。
大大小小的工厂超过万家，其中不乏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企业。
这些工厂不仅为上海提供就业岗位，也为全国提供着各类工业品。
上海的金融业更是发达。
外滩一带集中了数十家中外银行，钱庄、票号遍布全城。
上海不仅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整个东亚重要的金融枢纽。
每天，巨额的资金在这里流转，影响着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经济形势。
商业方面，上海更是独步天下。
南京路、淮海路上的百货公司琳琅满目，从永安公司到先施公司，从大新公司到新新公司，这些老字号名店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顾客。
各类商铺数以万计，从绸缎庄到药店，从书店到餐馆，应有尽有。
上海还是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
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学府坐落于此，各类中小学校更是数不胜数。
报社、出版社、电影制片厂汇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医疗方面，各大医院设备先进，医疗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
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也相当完善。
电力系统、自来水系统、煤气供应、公共交通、邮政电讯，样样齐备。
这些系统的建设和维护，都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正是因为上海如此复杂、如此现代化，所以接管起来也格外困难。
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而是一台精密运转的庞大机器。
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台机器停摆。
国民党政府在撤离前，虽然破坏了一些设施，卷走了一部分资金，但城市的主体框架还在，各个系统还在运转。
关键是，维持这些系统运转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部分都还留在上海。
根据接管初期的统计，原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各级机关、公用事业单位、文教卫生机构中，共有工作人员约1.4万人。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已经离职或者逃跑的人员。
这1.4万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市政府及其下属的各个局处，有数千名工作人员，从局长、科长到普通办事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
电力公司、自来水厂、煤气公司等公用事业单位，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银行、邮局、电报局等机构，也都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就更多了。
这些人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是短时间内无法替代的。
拿电力系统来说，上海的发电设备大多从美国、英国、德国进口，技术先进但操作复杂。
那些在电力公司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工程师，对这些设备了如指掌。
他们知道每台发电机的脾气，知道什么情况下该怎么调整，知道出了问题该怎么处理。
自来水系统也是如此。
上海的自来水管网如同蛛网般覆盖全城，从黄浦江取水，经过水厂处理，再通过管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这个过程需要精密的调度和管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供水中断或者水质问题。
金融系统的专业性就更强了。
银行的会计、出纳、信贷员，都需要经过长期培训才能上岗。
他们熟悉各种金融业务，了解市场行情，掌握着大量的客户信息和业务往来数据。
邮政电讯系统同样需要专业人才。
邮递员要熟悉全市的街道地址，报务员要熟练掌握收发报技能，电话接线员要记住大量的电话号码。
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都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
文教卫生领域就更不用说了。
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医院医生，这些都是经过多年培养才能成长起来的专业人才。
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
这就是1949年5月底上海的真实情况：一座高度现代化、高度复杂的城市，其运转依赖于1.4万名原政府工作人员。
如何处理这批人员，成为接管上海的最大难题。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解放军进城后的最初几天，表面上看起来还算平静。
街上的商铺照常营业，工厂照常生产，学校照常上课。
但是，一股不安的暗流正在涌动。
那些原政府工作人员心里都在打鼓。
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对待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
过去的传闻和宣传，让很多人对共产党充满了恐惧和疑虑。
有人担心会被当作"反动分子"抓起来，有人担心会失去工作和收入，有人担心家人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这种恐惧和不安，很快就转化成了实际行动。
5月底到6月初，城市里开始出现异常情况。
一些关键部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各种理由请假离岗。
有的说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有的说家里有急事需要回乡，有的干脆不辞而别，人就不见了。
电力公司最先出现了问题。
几名负责发电机组运行的高级工程师突然"生病"了，不来上班。
还有两名技术骨干说要回老家探望病重的父母，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公司里剩下的技术人员，虽然还在岗位上，但工作积极性明显下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
自来水厂的情况也不乐观。
负责水质检测的化验员请了长假，说是要去外地治病。
管网维护部门的几个老师傅，也以各种理由不来上班了。
虽然自来水还在正常供应,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金融系统的情况更让人担心。
几家大银行的一些关键岗位人员纷纷离职。
有的是带着家眷跑到了香港，有的躲到了租界里不露面。
银行的日常业务虽然还在维持，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邮政电讯系统也受到了影响。
几个邮局的负责人离职了，一些有经验的报务员也不见了踪影。
邮件的递送开始出现延误，电报的收发也变得不那么及时。
更严重的是，一些人还在暗中搞破坏。
有人故意把账目弄乱，让接管工作增加难度；有人偷偷带走重要的技术资料和图纸；还有人故意制造一些小故障，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
这些情况陆续报到了市政府。
陈毅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报告，每份报告都在说同样的事情：技术人员流失，关键岗位空缺，设备运行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
市场上的物价开始波动，有人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一些不法商人趁机浑水摸鱼，制造混乱。
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散布谣言，说共产党不会管理城市，说上海很快就会陷入混乱。
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
他们看到街上的电灯有时候会突然熄灭，自来水的压力有时候会变小，邮递员送信也没以前那么及时了。
这些小问题虽然还没有造成严重影响，但已经让人们感到不安。
市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些共产党的人会不会管理城市啊？"
有人说："要是水电都保证不了，这日子可怎么过？"
还有人说："国民党走了，可技术人员也走了，这城市还能不能转起来？"
街头巷尾，茶馆酒楼，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议论。
人心浮动，气氛紧张。
与此同时，从解放区调来的干部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对现代化大城市的管理一窍不通。
面对复杂的工业设备、精密的金融系统、庞大的商业网络，他们感到束手无策。
有些干部虽然政治觉悟高、工作热情足，但确实不懂技术。
让他们去管理发电厂，他们连发电机都没见过；让他们去管理银行，他们连复式记账都不懂；让他们去管理邮局，他们连邮政编码是什么都不知道。
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技术人员继续大量流失，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真的可能陷入瘫痪。
到那时候，不仅老百姓的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新政权的威信也会遭受打击。
在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气氛越来越凝重。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汇报的情况一个比一个严重。
大家都在等待着陈毅的决定，等待着一个能够打破僵局的办法。
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却越来越糟。
城市的运转系统就像一台缺少了关键零件的机器，随时可能停摆。
这个时候，任何决策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陈毅明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尽快做出决断，而且这个决断必须是正确的。
【三】各方的激烈争论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市政府内部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
会议室里，各种意见激烈交锋，争论不休。
第一种意见主张严格审查，宁缺毋滥。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些原政府工作人员政治上不可靠，很可能会搞破坏。
应该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凡是有问题的一律清退，只留下那些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人。
"我们刚刚解放上海，根基还不稳。要是留用这些人，万一他们搞破坏怎么办？万一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怎么办？"一位干部忧心忡忡地说。
"对，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冒这个风险。我们可以从解放区调人过来，虽然他们不熟悉业务，但至少政治可靠。"另一位干部附和道。
"而且，留用这些人，老百姓会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没什么两样，还是用那些旧人？这对我们的形象不利啊。"又有人提出了新的担忧。
这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
政治安全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在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
国民党虽然撤离了，但可能还会留下一些暗藏的力量。
如果不加甄别地留用所有人，确实存在风险。
第二种意见则主张区别对待，分类处理。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能一刀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于那些只是普通技术人员，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可以继续留用；对于那些在旧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或者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应该予以清退或者监控使用。
"我们应该把这1.4万人分个类。纯粹的技术人员，比如工程师、医生、教师，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可以留用。但是那些当过局长、处长的，还有那些搞特务工作的，这些人必须清退。"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对，我同意。关键是要区分清楚谁是技术人员，谁是政治人员。技术人员我们需要，政治人员我们要警惕。"有人表示赞同。
"可是怎么区分呢？很多人既是技术人员又是管理人员，身份很复杂。而且审查工作需要时间，现在等得起吗？"马上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这种意见看似合理，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
要对1.4万人进行详细的政治审查，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而且，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有"重大历史问题"，标准很难把握。
判得太严，可能会误伤很多人；判得太松，又可能留下隐患。
第三种意见主张先稳后调，逐步过渡。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局势，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
应该先把这些人全部留下来，让城市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进行调整和清理。
"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运转已经出现问题了。电力供应不稳定，自来水系统有隐患，金融系统也在闹人荒。要是再不采取措施，用不了多久就会出大乱子。"一位负责城市管理的干部焦急地说。
"我觉得应该先把人稳住，让他们安心工作。等到局势稳定了，我们的干部也熟悉情况了，再进行调整也不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可是这样做，会不会给人一种我们软弱的印象？会不会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更加猖狂？"立刻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种意见的出发点是维护稳定，但也存在隐患。
如果只是简单地稳住人，而不采取其他配套措施，可能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而且，"先稳后调"具体怎么操作，什么时候调，怎么调，这些都是问题。
除了这三种主要意见，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有人建议采取"以工代训"的办法，让原有的技术人员继续工作,同时培训新的干部，等新干部成长起来后再进行交接。
有人建议实行"军事管制"，由军队接管所有关键部门，对原有人员进行严格监控。
还有人建议把问题上报中央，请上级做决定。
会议室里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每种方案都有道理，但每种方案也都有问题。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牵涉的方面太多了，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陈毅坐在主席台上，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眉头紧锁。
作为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他必须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做出抉择。
窗外，上海的夜色渐浓。
万家灯火点亮了这座城市，但陈毅的心理却充满了压力。
他知道，自己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关系到500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关系到这座城市的命运，也关系到新政权的形象和威信。
这个决定，必须既能维护政治安全，又能保证城市正常运转；既要赢得民心，又要稳住队伍。
这是一道极其困难的选择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参考。
陈毅想起了进城前的一次会议。
当时有领导说："接管上海，不能像接管中小城市那样简单粗暴。上海太复杂了，必须谨慎从事，稳妥处理。"
是啊,上海确实太复杂了。
这座城市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连锁反应。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形势在一天天地恶化。
陈毅知道，他不能再犹豫了。
【四】关键时刻的艰难抉择
1949年6月初的一个深夜，上海市政府的灯火通明。
陈毅让警卫员泡了一壶浓茶，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桌上堆满了各种报告和材料，每一份都记录着城市面临的困境。
窗外是上海的万家灯火，窗内是一个关乎这座城市命运的重大决策。
他拿起一份电力公司的报告。
报告说，由于技术人员大量流失，三台发电机组已经停止运转，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全市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停电。
这意味着工厂停工，医院无法手术，千家万户陷入黑暗。
他又拿起一份自来水厂的报告。
报告说，负责水质检测的化验员已经走了大半，现在只能维持基本的检测工作。
如果再有人离职，水质安全将无法保证。
这意味着500万市民的饮水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还有金融系统的报告、邮政系统的报告、交通系统的报告......
每一份报告都在说同样的事情：人员流失严重，工作难以为继，形势十分危急。
陈毅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知道，这些报告背后是500万市民的生活,是这座城市的命脉。
他不能让这座城市陷入混乱，不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
可是该怎么办呢？
严格审查？
那要审查到什么时候？
在审查期间，城市怎么运转？
区别对待？
标准怎么定？
谁来负责甄别？
这1.4万人，一个一个审查，得用多少人力，花多少时间？
先稳后调？
具体怎么稳？
光靠空口说白话，那些惶恐不安的技术人员会相信吗？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怎么可能安心工作？
军事管制？
这更不行。
军队接管一切，固然可以确保政治安全，但军人懂技术吗？
懂管理吗？
把发电厂交给不懂发电的军人管，那不是胡闹吗？
陈毅在纸上写下几个字，又划掉，再写，再划掉。
他在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在思考哪种做法最符合实际情况。
他想起了进城前的情景。
那时候，部队在城外待命，准备进城。
他召集干部开会，反复强调："进城后要注意纪律，要爱护群众，要保护城市设施。我们不是来破坏的，是来建设的。"
是啊,我们是来建设的，不是来破坏的。
如果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城市陷入混乱，那不就是破坏吗？
陈毅又想起了更早的时候，在解放区的工作经历。
那时候接管一些县城，因为对旧人员处理不当，结果导致了不少问题。
有的地方过于强硬，把所有旧人员都清退了，结果县政府连个会写公文的人都找不到；有的地方过于宽松，留用了一些不该留的人，结果这些人暗中搞破坏，给工作造成了很大麻烦。
这些经验教训告诉陈毅：处理旧人员问题，既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务实；既要考虑政治因素，也要考虑实际需要。
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夜色。
上海的夜晚依然灯火辉煌，外滩的建筑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观。
这座城市经历了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繁华。
如果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让这座城市遭受损失，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陈毅回到桌前，再次翻看那些报告。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些离职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并不是主动要走,而是因为恐惧和不安。
他们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担心会被清算，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
说到底，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这些技术人员不信任新政权，不知道新政权会怎样对待他们，所以选择离开或者消极怠工。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让他们放下心来。
那么，这个信号应该是什么？
应该怎样传递？
陈毅的思绪回到了几年前。
那时候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很多城市在解放后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各地采取的办法不尽相同，效果也参差不齐。
哪些做法是成功的，哪些做法是失败的，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他想起了天津的教训。
天津解放后，因为对旧人员处理过于谨慎，把一些技术人员当作"反动分子"处理了，结果导致好几个工厂停工，差点儿出大乱子。
后来不得不把人请回来，但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他也想起了北平的经验。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那里的旧人员大多留了下来。
因为处理得当，北平的过渡相对平稳，城市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秩序。
上海比天津更复杂，但又不像北平那样是和平解放。
上海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需要找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办法。
陈毅在纸上写下两个词："稳定"和"发展"。
对，稳定是第一位的。
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局势，稳定人心，让城市正常运转起来。
至于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可以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解决。
可是，怎样才能稳定局势？
怎样才能稳定人心？
陈毅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包容。
是的，包容。
对这些技术人员，要有包容的心态。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什么反动分子，只是为了谋生才在旧政府工作。
现在新政权来了，只要他们愿意为新政权服务，就应该给他们机会。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
陈毅的思路豁然开朗。
他拿起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下几行字。
这几行字，就是他准备向市政府提出的决策。
这个决策，将彻底改变上海的局面。
第二天上午，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家都在等待着陈毅宣布最终的决定。
陈毅环视四周，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说出了那个改变上海命运的决定。
这个决定一出，全场哗然。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有人担忧，但更多的人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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