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周总理弟弟来到北京，邓颖超对他说：恩寿，咱俩可都是委屈人|北京市|周恩寿

1984年，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专程赶赴北京探望邓颖超，一见面，邓颖超就快步上前，紧紧攥住周恩寿的手，眼眶泛红地念叨：“兄弟，这些年，你可遭罪了！”

一听嫂子这话，周恩寿积压多年的情绪一下子没绷住，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邓颖超轻轻拍着他的手背，叹了口气说：“其实不光是你们这些弟弟妹妹、侄儿侄女，没借着他的光沾半点好处，就连我，也被你们兄长‘管得死死的’，今儿个见着亲人，咱们就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说出来。”

可能有人会纳闷，邓颖超这话里的“委屈”，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就得从周总理定下的十条“家规”说起了。

周总理这一辈子，向来对自己要求极严，清白做人、公正做事，心里装的从来都是老百姓的安危冷暖，压根没有自己的小算盘。虽说身居国家总理的高位，可他从不搞特殊，更不会借着手中的权力，给自家亲戚朋友谋半分便利，甚至不许任何人打着他的旗号行事，也正因为这样，他特意给家里人定了十条规矩，条条都管得极细。

这十条规矩，说白了就是：晚辈不能丢了手头的活儿，专门跑北京看他，只能出差路过的时候，顺便来坐坐；不管是谁来，都得住国务院招待所，不能搞特殊安排；吃饭必须去食堂排队买，有工作的自己掏饭钱、买饭票，没工作的，就由总理自己掏钱垫付；看个戏也得按家属身份买票，不能用公家的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也不许动公家的汽车；自己能做的事儿，绝不麻烦别人；日子要过得节俭朴素，不能铺张；不管在啥场合，都不能提自己和总理的关系，更不能拿这个炫耀；说到底，就是不贪私利、不搞特殊，一家人都得守这个规矩。

这十条规矩，周家上上下下没人敢破，哪怕是周总理的亲弟弟周恩寿，也一视同仁，半点儿特殊都没有。

其实周恩寿也不是普通人，早年他也是共产党员，专门负责地下工作，后来虽说脱离了组织，可心里一直装着党和国家，主动拿出钱来，给组织凑活动经费、买医药品，帮了组织的大忙。后来他还在村里宣传党的主张，好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抓住，九死一生。

还记得1928年5月，周总理和邓颖超要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的时候，被日本水警拦住了，没办法，只能折返吉林。那段日子，全靠周恩寿在中间奔走协调，暗地里保护着哥哥嫂子，一路悄悄陪着他们去了哈尔滨，才确保了两人的安全。

周恩寿是大学生出身，又有革命经历，既有文化又有经验，按说新中国成立后，找个官职当当，完全够格，中央也确实有这个想法，打算给他安排个合适的职位。

可这事被周总理坚决拦了下来，他说：“不能因为他是我弟弟，就给他安排官职，这不合规矩，也不公平。”在周总理看来，当官得看真本事、看实际贡献，不能靠亲属关系，要是周恩寿因为他的面子当官，老百姓会有意见，也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最后，在周总理的劝说下，周恩寿去了钢铁局上班。就连这样，周总理还不放心，特意给钢铁局的领导写了信，反复叮嘱：“别因为他是我弟弟，就给他特殊照顾，让他从最基层做起，凭自己的本事干活。”

不光是周恩寿，就连邓颖超，也受过这样的“委屈”，周总理对她，同样是严上加严，一视同仁。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政务院组建部门，有人提议，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个职务。要知道，邓颖超参加革命多年，资历深、贡献大，就算当个部长，也完全胜任。可周总理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政府总理，要是邓颖超在政府里当部长，外人就分不清我们的关系了，她做的事，人家会以为是我在背后撑腰，家庭关系、工作关系就搅在一起了，这对党的事业不好，也会影响我的工作。”

最后，邓颖超去了全国妇联，担任副主席。很多人都为她惋惜，觉得以她的资历，屈才了，可邓颖超自己却毫不在意。她和周总理的想法一样，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只要能为老百姓办事、为国家出力，干什么都一样，无所谓职位高低。

更让人敬佩的是，按邓颖超的资历和贡献，本来能拿到行政三级的工资，可周总理却劝她，拿行政六级就够了。就连周总理自己，本该拿行政一级的工资，最后也主动降到了行政三级。这事其实和毛主席也有关系，当年毛主席为了缅怀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主动带头降工资，周总理和邓颖超，都是跟着毛主席的脚步，主动放弃了应得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