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7日，八一大楼星光璀璨。授衔礼炮声里，47岁的杨国宇戴上少将军衔，抬头望了望大吊灯，眼里却闪过战火硝烟的影子。那一刻，他大概没想到，28年后自己会在人民大会堂听到邓小平的一句玩笑：“这不是杨大人吗？”
岁月流转，1989年11月20日，北京进入初冬。上午十点左右，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邓小平步入福建厅，比往日更精神，目光里带着少见的柔和。他退居二线已三年，公开露面并不多，这回是为《二野战史》修订而来。提议聚会的，是时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老人们相互搀扶着落座，场内烟斗的淡香与茶水的热气交织，温度突然回到火热的四十年代。
邓小平沿着队伍，一一握手。宋任穷头发稀疏却腰板依旧挺直；杜义德拄着拐杖，还忍不住打趣“咱们都是一线退下来的志愿兵”。说到此处，大伙儿笑声一片。轮到杨国宇，邓小平脚步略顿，眉头挑起：“杨国宇，这不是杨大人吗？”一句话引得众人会心大笑。称呼的由来追溯到1948年淮海战前夕，二野作战室里，刘伯承与邓小平喜欢拿身材开玩笑：杨国宇个子不高，却神采奕奕，“小巧却精华”。于是有了“杨大人”“邓大人”的俏皮称谓。
回忆飘向1948年10月14日。西柏坡夜色深沉，军委电报催促后勤必须“完备周到”。中原野战军弹药、给养囤在洛阳，一线却在淮海。运输线跨越三百多公里，铁路中断，河道浅窄。杨国宇临危受命，兼任运输司令部政委。参谋长李达一句话：“洛阳到战场，靠你想法子。”他点头：“保准到位，不拖前线后腿。”寥寥十余字，掷地有声。
古黄河水浅，木驳船拖行缓慢；陇海铁路桥梁炸断，钢轨七零八落。杨国宇决定水陆并举：先用船只把物资送到黑石关，再转铁路东运。10月22日，郑州解放，铁路控制权落到人民手中。他抓住时机，硬是把第一列满载弹药的列车开到商丘。11月19日清晨，商丘车站红旗飞扬，兵站电台呼啸上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首长连发电报确认，得到回复后只说一句：“好样的，二野后勤有底了。”
战争硝烟渐散，1950年，杨国宇转入海军，参与组建青岛训练基地。海风与炮火不同，却同样需要韧劲。他常对年轻学员说：“海上作战，风浪是天敌，也是朋友。”靠着这种思路，基地在三年内训练出一批批舰艇骨干。1967年，他被调往七机部，协助钱学森主持航天工程。当年8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笑着对他说：“专家被抓走我可要唯你是问。”一句半真半假的提醒，彰显信任，也压上担子。
1970年代，杨国宇投身“东方红一号”后续型号保障；1978年又负责西沙群岛灯塔建设。那年冬天，他顶着季风站在礁石上指挥吊装，说话被海浪打散仍能让工兵听得清。有人请他休息，他只答：“灯亮一分，渔船就多一分安全。”
1984年底，长城站奠基。已年届七旬的杨国宇随队登上南极。雪原上寒风穿骨，他照旧双手背后踱步，嘴里哼着《小螺号》。同伴笑问：“将军，这里可没红灯可以冲。”他眯眼回应：“南极没交通灯，但有方向标，咱们得给后人立下。”
回到1989年的福建厅，老兵们聊完往事，突然安静。邓小平看看身边一张张熟悉又刻着岁月的面孔，道：“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多，能聊一次算一次，大家都要保重。”空气里回荡的是长久的沉默，没有人插话，却没人把目光挪开。几秒后，杨国宇轻轻答了一句：“首长放心，我们小个子还顶得住呢。”这句幽默打散了凝重。大厅里再度响起笑声，像久旱逢甘霖。
会议结束前，邓小平特意向新华社记者点名表扬后勤将士，尤其提到杨国宇当年的“第一列火车”。稿子见报后，不少年轻军官第一次意识到：胜利背后不是单一的冲锋号，还有隐蔽的钢轨与船舷。
1992年，杨国宇仍住在海军大院的集体宿舍，体重不到九十斤，照样每天拄着拐杖去参加退役军官培训。有人说他苦，他摆手：“咱们那代人，苦字早打进骨头里，算不得事。”2004年4月27日，这位“杨大人”与世告别。骨灰盒旁，老战友轻声提到那句绰号时，露出少年般的笑容。
故事往往被浓缩成一句调侃，却凝结了一代人的执着。战争年代，一个政委拉通铁路，托起百万人命；和平岁月，一位老兵不肯歇脚，跑到地球另一端竖起灯塔。这条脉络贯穿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与崛起。1989年的那场聚会，只是一次短暂的重逢，却让许多人重新记起——战场前线与后方机车，同样重要，同样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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