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入冬的北京，冷得格外彻骨。那时的郭洪涛已经56岁，长期高血压折磨得他夜不能寐。医生一句“静养最要紧”把这位国家经委副主任拴在家中，可他从未想到，卧床不仅是养病，更像是迎向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翌年5月的口号、标语漫天而至。市面上锣鼓喧嚷，家中却寂静得能听见墙柜里座钟的嘀嗒声。楼下小字报铺天盖地，“叛徒”二字深深扎进郭洪涛的名字。身在病榻，他握着报纸反复看，喃喃一句：“怎么就到我头上了？”但形势不容他分辩，组织宣布停职审查，原本三百多元的薪金只剩20元生活费。
20元，若是一口人，粗茶淡饭绰绰有余，可一家六口便捉襟见肘了。大儿子郭骏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雷达专业尖子，被分配进国防科研所的通知还没发下，就被原路退回；二儿子郭平更惨，飞行员资格被取消，“回地面修飞机吧，别闹事。”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两个小的刚满十四、十五岁，被一纸命令送往黑龙江插队。“爸，家里能给点钱吗？”临行前女儿低声问，他抖了抖口袋，只剩半包止痛药。
生活在变窄。原本能买黄鱼的票换成豆渣，原本整齐的西装替成打补丁的粗布。屋子里最值钱的是那台老式留声机，他也咬牙卖了。朋友多是同样处境，不好意思开口。就在最难熬的时候，电话铃突兀响起：“老郭，家里缺钱不？”熟悉的声音来自叶林——曾并肩奋战九年、同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半夜十一点，叶林拎着帆布包敲郭家房门，掏出一叠钞票，压低嗓门：“这是六百块，先顶一阵，别声张。”郭洪涛愣住，片刻才沙哑回一句：“老叶，这情……记一辈子。”
有意思的是，叶林自己也被下放清华大学工作组，身处风口浪尖，手头并不宽裕。可他知道，老搭档的处境比自己更棘手——老伴远在甘肃干校，家里就剩病号和四个孩子。6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够普通工人一家吃喝大半年。郭洪涛把钱分成三份：寄插队孩子各一份，剩下的用来给自己买药、添口粮。
1969年3月，郭洪涛被押往河南西华五七干校。初来乍到，他被分配打扫旱厕，清晨三点起，推木桶沿着窄渠倒粪。劳动强度大，他经常头晕耳鸣，却不肯示弱。半年后调去养马，一人管十三匹，喂料遛马挑水，一刻不停。马倌活计虽脏累，夜里却能听见马匹鼻息声，反倒有些安慰，他在干校日记里写下：“只要心里有光，黑夜也不算长。”
1972年春，中央工作组到干校复核干部。郭洪涛递交几十页自述，章节清晰、数据准确，连检察小组的年轻人都暗暗惊讶。一周后，返京通知发下，帽子随即摘除。隔着窗，他望见京城的早樱吐粉，胸口一热，连咳数声，都带着劫后余生的释然。
回到北京，虽然名誉恢复，却没立刻安排职位。他被暂置“待分配”，一个人在旧办公室翻阅早年文件，填补错掉的统计报表。他曾向好友笑言：“我这算是自愿当图书管理员。”直到1976年，他被聘为国家计委顾问，负责起草“六五”计划指标。两年后，新一届国家经委重组，他再度出任副主任，投身经济战线改革。
许多人问他如何熬过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他淡淡答：“记得自己是谁，记得国家需要什么，别乱了阵脚。”说完拍拍口袋，那只用了多年的旧钢笔仍在；钢笔里，叶林当年送来的600块已化成无数条笔迹，写在一份又一份宏大的经济蓝图上。
郭洪涛晚年常提起一件小事。1980年，叶林托人捎来当年那张600元的借条，笑言“还给我做纪念”。字迹早已褪色，红纸却依旧鲜亮。两位耄耋老人相视而笑，不再提风浪，只闲话马场的冷风、干校的星光。对他们而言，人生真正的丰盈并不在官阶，而在那段共同挺过的凛冽岁月中。
郭洪涛于1992年病逝，享年83岁。治丧会上没有华丽挽联，却摆着那张借条。后辈来悼念时，总会讶异于那串数字的分量。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沓钞票救急更救心，这一份相携的情分，比任何头衔都耐得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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