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子,柜子……最底下,那个红布包……你拿着。”

这是继母刘桂兰临终前,拼尽最后一口气对我说的。

我以为那里面是她攒了一辈子的算计,或者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债”。

可当我站在银行柜台前,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数字,还有那张发黄信纸上的字迹时,我这个三十五岁的大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像个孩子一样瘫软在地,哭得撕心裂肺。

原来,这世上最狠的报复,不是恨,而是迟来的愧疚。

01

葬礼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有些草率。

那天是个阴天,镇上的殡仪馆里没什么人,我捧着骨灰盒出来的时候,天上正飘着细碎的雨丝。

回到家,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

屋子里静得可怕。

这八年来,我习惯了这屋子里充斥着各种声音。

继母痛苦的哼哼声,她用力拍打床沿要喝水的声音,还有那台破旧收音机里永远嘈杂的戏曲声。

当然,还有那股挥之不去的味道。

那是老人常年卧床特有的气息,混合着廉价消毒水、膏药,以及某种腐朽的味道。

可今天,这一切都消失了。

我把骨灰盒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环顾四周。

明明屋子空了,我应该感到轻松才对。

毕竟,为了照顾这个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我被困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整整八年。

我没结成婚,没攒下钱,甚至连个像样的朋友都没有。

但我没有感到轻松。

相反,一种巨大的、空洞的茫然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张摇摇欲坠的八仙桌上。

那里放着一个巴掌大的红布包。

那是她走的那天晚上,哆哆嗦嗦指给我的。

我当时心里还在冷笑。

我想,刘桂兰啊刘桂兰,你都要死了,还把这东西藏得那么深,是怕我偷了吗?

我和她的关系,其实很尴尬。

十岁那年,我亲妈病死,第二年父亲就领回了她。

她是个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说话大嗓门,做事风风火火。

那时候我不懂事,总觉得是她抢了亲妈的位置,对她从没个好脸色。

她也不恼,只是默默地干活,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后来,父亲在工地上出了事,走了。

那年我二十七岁,正准备谈婚论嫁。

也就是在那一年,刘桂兰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

命运就像个拙劣的编剧,把所有的狗血剧情都泼到了我头上。

我想过走。

真的。

我是继子,她是继母,父亲也不在了,我在法律上或许有义务,但在情感上,我真的想逃。

可看着她躺在床上,歪着嘴流口水的样子,再听着邻居们那句“强子是个厚道人”,我的脚就像生了根,怎么也迈不出那个门槛。

这一留,就是八年。

我走过去,伸手拿起了那个红布包。

布包上还沾着灰尘,手感粗糙。

我一层层地揭开红布。

里面裹着的,是一本深红色的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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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的封皮已经磨得发白了,边角也卷了起来,看得出,这东西被人摩挲过无数次。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指望这里面有多少钱。

因为我知道,刘桂兰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

但这本存折,是我和她之间,最后的一点牵扯了。

提到钱,我就不得不提那根刺。

一根扎在我心里八年,每每想起都让我恨得牙痒痒的刺。

当年父亲在工地上出事,包工头赔了一笔钱。

大概有二十万。

那时候,这笔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父亲走后,这笔钱自然就落到了刘桂兰手里。

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钱在她手里也没事,反正她是我继母,将来我娶媳妇、买房子,她肯定会拿出来的。

可我错了。

大错特错。

我二十八岁那年,谈了个对象,叫小芳。

小芳是个好姑娘,不嫌弃我家穷,但她父母有个硬性要求:必须在县城买个房子,哪怕是付个首付也行。

那时候房价还不像现在这么离谱,二十万,付个首付绰绰有余,还能剩点钱装修。

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跟躺在床上的刘桂兰商量。

当时她已经瘫痪一年了,虽然说话含糊,但脑子还是清醒的。

我蹲在她床边,求她:“妈,把爸那笔赔偿金拿出来吧。小芳等不起了,只要付了首付,她就跟我领证。以后我俩一起孝顺你。”

我叫了她“妈”。

为了那笔钱,也为了我的幸福。

可刘桂兰是怎么说的?

她歪着嘴,浑浊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冷冰冰地挤出几个字:“没钱。”

我当时就愣住了。

“怎么会没钱?爸走的时候赔了二十万,这几年家里开销虽然大,但也不至于花光啊!”我急了。

“就是……没钱。”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不再说话。

我发了疯一样在家里翻箱倒柜。

衣柜、床底、甚至米缸,我都找遍了。

只翻出来几百块零钱。

我冲到她床前,红着眼睛质问她:“钱呢?你把钱弄哪去了?是不是贴补给你那个不争气的侄子了?”

刘桂兰的侄子是个赌鬼,我一直怀疑她把钱偷偷给了娘家。

刘桂兰闭着眼,任凭我怎么吼,她就是一句话:“钱花完了,没了。”

那天晚上,我摔门而出,在村头的小河边坐了一夜。

第二天,小芳跟我分手了。

她哭着说:“强子,我能吃苦,但我爸妈那一关我过不去。既然你家拿不出钱,那就算了吧。”

看着小芳远去的背影,我的心死了一半。

从那以后,我对刘桂兰的态度彻底变了。

我不再叫她“妈”。

我把她当成一个债主,一个累赘,一个毁了我一生的仇人。

我依然照顾她,依然给她喂饭、擦身、端屎端尿。

但我再也没有给过她一个笑脸。

每次给她喂饭,我都把勺子塞得很重,碰到她的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

她也不喊疼,只是默默地吞咽。

这八年,我们就像两个被锁在一起的囚徒,互相折磨,互相消耗。

02

八年的时间,足以把一个人的棱角磨平,也能把一个人的心磨硬。

为了照顾她,我不能出远门打工。

只能在镇上的建筑队打零工,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她做好早饭,喂她吃完,帮她换好尿布,然后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摩托去工地。

中午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休息,我也得赶回来。

因为她不能翻身,躺久了会生褥疮。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回家。

一推开门,那股屎尿味就扑面而来。

刘桂兰有时候控制不住大小便,拉在床上是常事。

尤其是夏天,那味道能把人熏个跟头。

我有次实在累得不行,一边给她洗那个沾满黄白之物的床单,一边忍不住骂出了声:“你怎么不早点死啊?你死了,咱俩都解脱了!”

骂完,我自己先哭了。

我觉得自己是个畜生。

可生活真的太苦了,苦得让我甚至没力气去维持那一丁点道德的体面。

刘桂兰听到我的骂声,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麻木,甚至是怨恨。

现在回想起来,那眼神里,藏着太多的秘密。

除了身体上的累,最让我崩溃的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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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瘫痪后,虽然有低保,还有一点残疾人补贴,但那点钱对于一个卧床病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尿不湿要钱,护理垫要钱,虽然她平时吃得不多,但只要有个头疼脑热,那就是一笔开销。

而且,刘桂兰变得越来越“作”。

她经常半夜哼哼,说这里疼那里疼。

一开始,我还带她去镇卫生院看。

医生说,这是中风后遗症,神经痛,没办法根治,只能吃止痛药缓解。

哪怕是止痛药,常年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后来,家里的钱实在捉襟见肘了。

有一次,她又喊疼,闹着要吃那种进口的止痛片,说国产的不管用。

我那时候兜里只剩下五十块钱,离发工资还有好几天。

我看着她扭曲的脸,心一横,把那五十块钱拍在桌子上,吼道:“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知道这一盒药多少钱吗?是你一个月的低保!我没钱了!你疼死算了!”

那是我第一次对她发那么大的火。

刘桂兰愣住了。

她看着桌子上的五十块钱,嘴唇哆嗦着。

过了好久,她才慢慢地把头转过去,不再喊疼了。

从那以后,她很少再让我买药。

哪怕有时候我看她疼得满头大汗,身子蜷缩成一只虾米,她也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问她还要不要去医院。

她就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不去了……浪费钱……挺挺就过去了。”

那时候,我还觉得她是终于良心发现,知道心疼钱了。

甚至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对邻居说:“这老太太,终于知道过日子不容易了。”

邻居们叹着气,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有人劝我:“强子,再苦也不能苦了病人啊。”

我冷笑:“苦?谁不苦?我连媳妇都娶不上,我找谁喊苦去?”

这八年,我就像个守财奴一样,死死地扣着每一分钱。

我每个月给她几百块钱的所谓“生活费”,其实大都也是买了米面油,真正落到她手里的,几乎没有。

我总觉得,她手里肯定还藏着那笔赔偿金的残渣。

每次我想起那消失的二十万,我就觉得我对她的任何刻薄都是理所应当的。

日子就这样在怨恨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直到半个月前。

刘桂兰的情况突然恶化了。

她开始吃不下东西,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像个骷髅。

我知道,日子不多了。

那几天,我请了假,守在她床边。

不管怎么说,送终这件事,我得做到底。

那天晚上,她突然精神好了一些。

这就是老人常说的回光返照吧。

她费力地抬起手,指着那个老旧的大衣柜。

“强子……柜子……”她的声音像风箱一样呼哧呼哧的。

我把耳朵凑过去:“你要什么?”

“红……红布包……”

我按照她的指示,把手伸进柜子最底层的棉絮里,摸到了那个硬邦邦的东西。

拿出来给她看。

她看见那个红布包,浑浊的眼睛里竟然闪过一丝光亮。

她想伸手去抓,但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给……给你……”她艰难地挤出这两个字。

我握着那个布包,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这是什么?又是你的旧账本?”我随口问道。

她摇摇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长篇大论,但生命力正在从她身体里快速流失。

最后,她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长,很深。

仿佛要把我这八年的样子,都刻进眼睛里带走。

“好……好过……”

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两个字。

然后,她的手垂了下去,眼睛慢慢闭上了。

我站在床边,看着她停止呼吸。

那一刻,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累。

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这八年的大山,终于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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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忆结束。

我从桌边站起来,把那本存折揣进怀里。

外面雨停了。

我决定去镇上的银行看看。

不管多少钱,取出来把葬礼的账结了,剩下的……如果有剩下的,就当是对我这八年的一点补偿吧。

去镇上的路,我走了无数遍。

但今天这条路,显得格外漫长。

路边的野草刚被雨水洗过,绿得刺眼。

我摸着胸口的存折,心里开始犯嘀咕。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五千?一万?

还是说,真的像她当年说的那样,一分没有,这就是个空折子,是她临死前对我的最后一次嘲弄?

如果是一万两万,我就给自己买辆新摩托,剩下的存起来。

如果是空的……

我咬了咬牙,如果是空的,我就把这折子烧给她,让她在那边自己慢慢数!

到了镇上的信用社。

人不多,前面排了两个人。

轮到我的时候,我坐在冰冷的铁椅子上,把身份证、她的死亡证明、代办手续,还有那本存折,一股脑地塞进窗口的凹槽里。

“取钱。”我闷声说道。

柜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

她看了一眼那本破旧的存折,眉头皱了一下,大概是嫌弃它太脏了。

她拿起存折,翻开,在电脑上输入账号。

然后,她的动作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