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冬，荆州公安城的城门缓缓打开。糜芳手持印信，望着城外吕蒙的吴军，神色复杂。这位刘备的小舅子，终究选择了献城投降。
几乎同时，傅士仁在公安隔壁的南郡，也放下了武器。荆州易主，关羽败走麦城，蜀汉的半壁江山轰然崩塌。
翻开三国史，刘备麾下的叛徒名单格外扎眼：糜芳、傅士仁、孟达、黄权、范疆、张达，个个都给蜀汉带来致命打击。
反观曹魏与东吴，降将无数却鲜有叛徒。曹操收纳张辽、张郃等降将，皆能得其死力；孙权麾下江东士族，更是始终抱团。这绝非人品差异，而是深层格局使然。
曹魏：唯才是举筑根基，利益捆绑无二心
曹操被《三国演义》贴上“奸雄”标签，却在正史中是最懂用人的君主。他推行的“唯才是举”，打破了东汉察举制的门第壁垒。
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求贤令》，直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哪怕是“盗嫂受金”之徒，只要有能，皆可录用。
这种用人理念，让天下寒门与失意士族看到希望。张辽原为吕布部将，吕布败亡后归曹，被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
白狼山之战，张辽率八百死士直冲敌阵，斩杀乌桓单于蹋顿，一战封神。曹操不忌前嫌，累迁其为晋阳侯，食邑千户，给予绝对信任。
张郃本是袁绍部下，官渡之战后降曹。曹操亲自出营迎接，称其“如微子去殷，韩信归汉”，当即拜偏将军，纳入核心作战体系。
曹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稳固的利益分配。曹操占据中原富庶之地，粮草充足，能给降将实打实的爵位、食邑与兵权。
更关键的是，曹魏基业稳固，降将归曹后无需再颠沛流离。他们深知，背叛曹操，再无更好的去处，这才是忠诚的根本。
即便是后期的王凌、毌丘俭叛乱，也并非单纯背叛，而是反对司马氏专权，本质是维护曹魏正统，与个人反复无常无关。
东吴：士族共治锁江东，地域闭环少异心
孙权能立足江东，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江东士族的深度绑定。顾、陆、朱、张四大家族，是东吴政权的基石。
顾雍出身吴郡顾氏，历任丞相十九年，深得孙权信任，家族子弟遍布朝野；陆逊来自吴郡陆氏，夷陵之战封神，后官至丞相。
孙权推行“江东化”政策，迎娶士族女子为妃，让皇子与士族联姻。这种血缘绑定，让士族与东吴政权荣辱与共。
江东地域封闭，长江天险成为天然屏障。士族在江东拥有庞大田产、部曲，背叛孙权意味着放弃祖业，得不偿失。
曹操那句“生子当如孙仲谋”，赞的不仅是孙权的能力，更是他驾驭士族的手腕。早年的孙权，虚心纳谏，对周瑜、鲁肃、吕蒙等信任有加。
周瑜死后，孙权亲穿丧服，善待其家人；吕蒙病重，孙权亲自照料，赏赐无数。这份恩义，让臣子甘愿效死。
东吴虽有少数将领投降，如韩当之子韩综，但多是个人品行问题，而非集团性背叛。江东士族的抱团，让东吴内部异常稳固。
直到孙权晚年昏聩，斩杀陆逊，士族与皇权产生裂痕，东吴才开始走下坡路，但这已是政权后期的变故，与前期忠诚度无关。
蜀汉：颠沛基业藏隐患，派系失衡酿背叛
刘备的创业之路，比曹操、孙权艰难百倍。四十多岁仍无立足之地，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颠沛流离数十年。
这种动荡的基业，让部下缺乏安全感。糜芳出身徐州豪族，随刘备多年，散尽家财资助其创业，却始终没能获得稳固的封地。
襄樊之战前，糜芳任南郡太守，负责粮草供应。关羽素来高傲，因粮草筹措迟缓严厉责骂他，甚至放言“还当治之”。
吕蒙白衣渡江后，糜芳深知关羽记仇，即便守住城池，也难逃追责。加上吴军兵临城下，内外交困下，才选择献城。
傅士仁的背叛，与糜芳如出一辙。他驻守公安，兵力薄弱，面对吴军围攻，又担心关羽秋后算账，最终选择投降。
黄权的“背叛”，则更多是无奈。夷陵之战中，刘备战败西逃，黄权率领的北路军被吴军截断退路，无法归国。
为了手下将士的性命，黄权只能投降曹魏。刘备得知后，非但没有杀其家人，还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善待其家眷。
孟达的反复无常，根源在于蜀汉的派系矛盾。他与法正是好友，同属益州派系，法正深得刘备信任，孟达却始终被边缘化。
关羽兵败后，孟达担心被追责，率部降魏，被曹丕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后来想回归蜀汉，也是因为在魏不得志，而非真心归蜀。
范疆、张达刺杀张飞，更是长期压迫的结果。《三国志》记载，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常鞭挞部下，对二人更是逼迫甚紧。
张飞命二人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用于伐吴，否则军法处置。二人深知无法完成，又惧怕被处死，才铤而走险，刺杀张飞后投奔东吴。
本质差异：权力结构与利益绑定的必然结果
魏蜀吴三方叛徒数量的差异，核心不在于君主人品，而在于权力结构与利益绑定的成熟度。
曹魏占据中原，有稳固的根据地和充足的资源，能通过“唯才是举”与利益分配，让降将与旧部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东吴依托江东士族，通过血缘、地域、利益三重绑定，构建起闭环式政权，士族为了守护祖业，必然全力维护政权稳定。
蜀汉则是外来政权，在益州面临本土士族、荆州派系、元老派系的多重矛盾。刘备创业太晚，根基未稳，无法给部下足够的安全感与利益保障。
关羽的高傲、张飞的暴烈，又加剧了内部矛盾。这些因素叠加，才让蜀汉出现更多“叛徒”，多数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
后世对刘备“假仁义”的评价，多受《三国演义》影响。正史中的刘备，知人善任、善待部下，但动荡的基业与现实困境，终究难以规避背叛。
黄权降魏后，曹丕问他是否想回归蜀汉，黄权直言“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归魏耳”，言语间满是无奈。
糜芳投降后，在东吴始终被轻视，郁郁而终。他的背叛，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困境的交织，而非单纯的品行问题。
结语：忠诚的底色，从来都是利益与安稳
三国乱世，忠诚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曹魏的制度、东吴的士族、蜀汉的困境，共同谱写了不同的忠诚图景。
曹操的成功，在于他搭建了能让人才安心效力的平台；孙权的稳固，在于他与士族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共同体。
刘备的遗憾，在于他终其一生都在奔波创业，未能给部下足够的安稳与保障，派系矛盾与现实压力，最终催生了背叛。
那些被贴上“叛徒”标签的人，背后多是无奈与挣扎。读懂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三国乱世的复杂，读懂人心与权力的博弈。
历史从不会简单评判忠奸，刘备手下叛徒较多的表象下，藏着的是一个草根创业者的艰难，与乱世之中个体的身不由己。
而曹魏与东吴的低背叛率，也印证了一个道理：稳固的根基、合理的利益分配，才是留住人心、凝聚力量的根本。
千年之后，再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忠奸之分，更应是乱世之中，权力、利益与人性的交织与碰撞。
刘备的仁义、曹操的雄才、孙权的隐忍，都值得敬佩。而那些所谓的“叛徒”，也为这段历史，添上了一抹复杂而真实的底色。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