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新式学校的创办，诞生了一大批小学和中学教育程度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拥有小学和中学文化，在国民中占比依然很少，可以称为“入门级”知识分子。但其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态势。

“据统计，五四前夕，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与1910年相比，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以中学而论，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学生多达118548人。”

然而在当时，我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国内经济占比非常少，没办法为这么多的中低阶知识分子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政府也不可能吸纳这么多年轻人到“体制内”。尤其是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青年知识分子跨越阶层，通向仕途的传统路径被切断，也仅仅只有少部分受过大学教育或具有留学经历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到学校任教，更少一部分人进入到政府部门。广大的中学、小学教育程度的中低阶知识分子，面临着失业，无法养活自己的压力。这部分人在谋生手段上，并不比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更加高明。

“据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

这部分对于社会“闲暇”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返回到原籍，再从事农业、手工业、或者继承原生家庭的产业，是不符合年轻人对于未来的预期的。当他们出门接触了新生事物后，已经很难再回到父辈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模式。他们的大脑被各种主义和思想充斥。

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人发现关于社会无法有效安抚这些中低阶知识分子的隐患了。在1926年，《国闻周报》中一篇《知识阶级与革命》中这么写到：

“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复为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员，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得枵腹从公，等于坐毙。至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不但非技术人员不肯录取学生，即技术人员亦不乐用专门。故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

试问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之失业青年，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勿宁谓为生计所迫。

近来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民国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统计，此种知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以上，今后数目，再与年俱增，今后势力，即与年俱长。加以无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因战事关系，数亦猛进。知识阶级者，利用于上，无知识阶级者，奔走于下，大势所趋，无论当局压迫之武力如何强固，现在社会之组织，必有根本破坏之一日。诚为人类之大不幸也。”

当局固然能够看到当时社会教育和就业的失调，但是却无法改变现状。赋闲于社会的青年的不满情绪，化作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他们需要找到为自己阶层“发声”的渠道。所以，尽管这群中低层知识分子，自己对于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理想并非全面，也非深刻，但是他们乐于加入各种组织，参与各种运动，急需要一个身份认证来获取自己的归属感和存在感。

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这群中小层知识分子，成为了各种社会活动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