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Faye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的价值，不在于静态“拥有”，而是将其运用为商业发展的资源和工具。唯有充分洞察企业的核心命脉与商业布局，才能设计出有生命力、能推动实业发展的法律方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竞争法律事务部主管合伙人王菲，以其法学与理学复合教育背景及近二十年知识产权领域深耕，成为业内兼具技术理解力与法律专业性的诉讼律师。她早年作为网络文学创作者的维权经历，塑造了她从权利人视角出发的服务初心，而跨界知识结构则使其擅长将复杂技术事实转化为精准的法律语言，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司法保护的“翻译官”。她始终秉持“用个案推动司法”的理念，注重从立法本意出发探寻裁判规则，致力于通过专业实践推动知识产权法治进步。近年来，她入选数据安全产业专家委员会，积极参与行业政策研讨，展现出在新兴领域的专业布局与影响力。2025年，“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争议解决（诉讼）律师20佳”发布，王菲凭借优秀的法律服务能力和丰富的诉讼经验成功入选。近日，律新社对话王菲，围绕其职业初心、专业发展以及执业信念，探讨一名争议解决律师的专业锐度与人生哲学。
初心护航，从创作维权者到技术“翻译官”
王菲成为知识产权律师的初心，源于其作为早期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切身体验。面对作品被肆意盗版却维权无门的困境，她深刻认识到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的重要性，这驱使她将职业方向锁定在这一领域。与此同时，她法学与理学的复合教育背景，为她处理科技密集型案件构筑了决定性的差异化优势。这使她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关键能力：成为一名精准的“技术翻译官”。在多数律师止步于法律条文时，她能率先理解技术的核心逻辑与创新点，并将复杂的专业技术事实转化为清晰的、有说服力的法律语言和证据链条。这种从创作共情到技术洞察的双重能力，奠定了她日后处理尖端、复杂知识产权争议的坚实根基。
律新社：您拥有法学与理学双重教育背景，这种跨学科思维在处理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等科技密集型案件时，带来了哪些独特优势？
王菲：我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知识产权和竞争法案件中，常涉及复杂的技术与产品问题。我的理学背景使我能够快速理解专业技术内容，从而更精准地把握案件关键。
第二，在技术调查官尚未普及时，知识产权律师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将技术和商业问题转化为法官能理解的法律语言。这种“翻译”能力在技术密集型案件中尤为重要。除了专业赋能，双重背景也让我更容易与科技类客户建立共鸣，提升沟通效率与合作共识。此外，理工科的思维习惯强调条理与逻辑，注重分步推进和现实效果。这种结构化分析能力有助于在复杂案件中梳理脉络，增强说服力，也更利于引导客户做出理性决策。
所以，理学与法学的结合，不仅深化了我的专业能力，也优化了与客户的协作方式。
律新社：您自2006年进入知识产权领域，当时在国内尚属新兴领域。是什么契机促使您选择专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诉讼）？早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菲：这与我早年一段互联网写作的经历密切相关。作为国内较早接触互联网的80后，我在98年前后开始尝试网络写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曾有一段时间，我频繁遭遇盗版问题，让我意识到，随着互联网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必将成为重要需求。在维权过程中，我还发现，当时国内的著作权知识产权服务多停留在登记代理层面，同时具备互联网思维和知识产权保护复合能力的法律服务团队少之又少。
于是，我萌生了将法律职业与知识产权保护结合的想法。研究生毕业后，我有意投身于这一领域，并成功加入一家专注于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方向的律所。该所的客户多为国际知名企业，知识产权密集。团队不仅有清晰工作指引，还鼓励律师基于自己对事实和法律的理解，积极提出新的方案并实践，为我学习和践行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论营造了十分良好的工作环境。
随着工作深入，解决问题的能力已趋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打法，也积累了一批优质客户，自然继续深耕这一领域。人生是由诸多偶然性构成的。回首往昔，身为创作者在遭遇盗版时的无力感，成为了我走向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专业化道路的一个契机。我坚信，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拟制权利，理应通过专业化服务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律新社：我们注意到，您在教育背景和职业发展中构建了法学、理学与商业相结合的复合型知识结构。您认为这种独特的“三维复合型”视角对您构建差异化竞争力有何影响？
王菲：在获取和维系客户方面，我的成长环境赋予了我一定优势。家中及身边的亲友多投身于实业领域，这使我更能洞悉民营企业的实际需求。执业以来，我始终以委托人创业伙伴的姿态提供法律服务。为了深入掌握实业的经营状况，我也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一些项目或企业的投资，以避免纸上谈兵。所以，我和团队擅长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设计真正贴合需要的法律服务方案。
例如，我近期正有服务一位客户，十几年前就曾因商标被抢注委托我们。当时我们通过21个程序成功帮他夺回商标，企业由此稳步成长。如今他再次面临复杂知识产权问题：有一枚近年使用的主商标未能成功注册，前方有14枚在先权利阻碍。在许多传统服务团队看来，这种情况基本无解。自去年接手该案件后，我们根据企业对标识的实际使用状况，以及在先权利的不同情形，与委托人充分讨论，设计了行政、民事、商业三个路径互为支撑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我们已助力客户通过商业谈判，与其中一枚在先权利的商标持有人达成了共存协议；另外几枚本身存在效力瑕疵的在先权利的商标，我们通过行政程序和后续的行政诉讼路径进行了清理；同时针对市场上存在的案外人侵权行为发起民事诉讼，也均获得胜诉判决，委托人的标识得以在多个案件中被认定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随着权利障碍被逐一清除，且自身影响力不断得到认定，不仅对委托人的商标注册进程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也满足了委托人持续稳定使用该商业标识的商业需求。
对企业而言，知识产权的价值，关键不在于静态的“拥有”，而在于运用，使之成为推动商业发展的资源与工具。只有充分理解企业命脉与商业版图，才能设计出有生命力、能推动实业发展的法律方案。个人认为，这也是法律专业服务创造社会价值的核心路径。
用个案推动司法，以专业溯源本意
王菲将跨界思维与深度共情能力，系统性地运用于更具挑战性的复杂争议解决之中，践行京都“个案推动司法”的职业追求。她的执业实践注重追溯立法本意，而非机械适用法律条文。在代理前沿疑难案件时，她善于穿透表面争议，深入探查案件背后的商业逻辑与历史成因，从立法原则和公平理念出发，构建更具说服力的论证体系。她带领的团队兼具技术审查、司法实践背景与年轻律师的活力，通过专业化分工，将复杂技术事实转化为清晰的法律语言，为审理组织提供可供参考的裁判思路。面对跨国争议，她视不同法域规则为可精准运用的工具，其目标始终如一：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推动法律规则的明晰与发展。
律新社：您曾处理多起涉及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标准必要专利、刑民行交叉争议等前沿案件。在看似僵局的案件中，您认为核心诉讼制胜策略是什么？
王菲：每个案件都有其特别之处，非要概括共性的话，应当是始终将深入了解客户的诉求与事件的成因置于首位。我们经常接手其他团队已处理一半、近乎败诉的案件，此时最关键的是全面把握客户诉求，充分了解当前争议中的双方权利边界、商业诉求、事实与法律事实。我们会深入梳理案件背景、发展脉络和前因后果，从中常可发掘大量有利的证据，甚而构建新的主张和法律适用链接点——这也是我多年来赢得客户信任的关键。
我们秉持“用个案推动司法”的理念。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与竞争法领域的案件里，法律条文有时虽有原则性规范，但具体规则存在不足。我们需要解读法律本意，并将其转化为适用于个案的论据，同时也需要深入探究案件背后的成因与逻辑。例如在涉及企业转产、改制、分立等背景的知识产权争议中，各方常对核心产品均有贡献，权属难以简单划分。若因历史原因导致约定不明，我们就需从整体背景出发，依据朴素的公平原则，结合各方贡献进行裁量。知识产权领域的规则与有形财产略有不同，更强调激励创新与社会效益，这就要求律师不仅懂法理，还要具备在新型争议中通过代理意见为审理机构提供裁判参考的能力，以助力实现更具社会意义的判决。
律新社：您在专利、商业秘密案件中，如何快速理解尖端技术并转化为法律语言？团队如何协作？
王菲：在专利与商业秘密案件中快速理解尖端技术并实现高效转化，关键在于团队的专业配置与清晰分工。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多具有深厚的技术或其它从业背景，例如，在专利领域拥有从专利审查岗位转型、具备十余年单一技术方向审查经验的专家；在商标与竞争法领域，也有丰富商标案件审查审理经验的资深律师。他们不仅懂技术，更懂如何将技术事实转化为法律争点。
在团队构建中，我注重专业互补与梯队建设。资深律师负责技术解析与策略制定，年轻律师则发挥活力与学习能力，承担基础调研与程序辅助工作，形成高效协同的作业模式；在管理上，我强调专业化分工与适度放权。得益于京都的综合化管理平台，行政与运营团队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制度支持和团队建设方案，使我能够将精力集中于业务分工与专业把关。我倾向于营造开放、自主的工作氛围，明确职责边界，不干预成员专业判断，也避免以非专业事务占用团队精力。最终目标是让每位成员都能在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共同构建起一个既能深入技术细节、又善于进行法律表达的专业化团队。
律新社：您代理的项目曾实现多法域权利许可（如英国、美国），并为国际客户提供本地化服务。在全球化与本地化冲突中，如何平衡不同法域的法律与文化差异？
王菲：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分析。尽管我们为一些未注册的标识权利、竞争性法益提供法律保护，但这仍基于当时当地的现行法律法规。因此，这并非文化冲突的平衡问题，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明确的权益保护工作，而非文化传播。无论走到哪里，都应遵循当地的法律准则和规则。
当然，处理跨国跨境的复杂案件时，涉及的连接点较多。你甚至可以通过选择诉讼地或交易细节，帮助委托人选择更准确、更恰当的法律环境，这考验的是你的专业能力。比如版权类跨境许可，每个国家的行政归口、管理准入机制及分级分类各不相同。你必须因地制宜，遵循当地规范。在合规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委托人权益最大化，这并非平衡问题，而是取舍问题。
热爱抵万年，心有所向，从容前行
王菲将“热爱”视为职业生命力的核心源泉。她坚信“热爱抵万年”，这份源自初心的动力使其能长期专注深耕。她视专业精进、事业成就与个人生活为并行不悖的“必需品”，以高度的专注力在各项事务间高效切换，无需刻意寻求平衡，而是以一种从容、可持续的节奏稳步前行。这种状态不仅成就了其个人事业的厚度，也为其培养青年律师、传递专业信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律新社：您近年入选数据安全产业专家委员会，参与多个标准制定，工作中也处理过大量数据合规、数据交易、数字竞争争议解决项目。您认为传统知识产权律师如何适应数据法治这一新领域？哪些经验可迁移？
王菲：数据权益与知识产权确实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鉴之处，但这两者又存在显著差异。知识产权的使用往往具有排他性，无论是专利、品牌还是著作权，都要求独占性。例如，为了保持品牌的显著性和唯一性，最大化其商业利益，必须独占使用，不允许他人使用。这样，相关公众才能据此识别品牌，将其与产品建立联系。
如果多家权利主体都能使用同一品牌，大家将难以区分归属，也无法通过品牌判断其质量标准或门槛。技术亦是如此，我获取专利技术或商业秘密，是为了获得绝对的先发市场优势。如果人人皆用，优势便不复存在。因此，知识产权需要排他性。
然而，数据则不同。同一套数据，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本地交通状况，而他人可能用它来分析本地居民的穿衣喜好、购物习惯等。数据的价值基于不同场景而产生差异。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它们在核心逻辑上完全不同，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借鉴一些做法。数字竞争争议和传统知识产权争议互为交织，传统团队可以多多关注近年陆续出的涉网涉数专条，为我们在实践中解读适用厘清争议息诉止争提供了必要前提。
律新社：您长期担任法治日报的专家和财新公益的讲师，并发表了多篇专业文章。这种积极参与行业共建的行动，是基于怎样的理念？您又是如何平衡这些工作的？
王菲：实际上，并不存在特别的平衡之法。要保持充沛精力，首先需确保在处理任何事务时均能维持高效状态。以今日的访谈为例，我会在这一小时内全身心投入，专注于我们之间的交流，不做其他无关之事。如此一来，我们能够迅速完成既定事项。
我是一个专注力较强的人，因而能够快速且高质量地处理好手头的每一项事务。在我看来，创造收益、提升专业能力以及保证生活质量这三者是同等重要的，并非在完成工作之后才去关注生活。无需艰难地寻找平衡点，只需将它们都视作生活的必需品。既然都是必需品，那么按部就班地逐一完成即可。
律新社：您带领的团队以“人均从业十年以上、多重资质”著称。在培养复合型青年律师时，您最看重哪些素质？对于想要进入争议解决（诉讼）领域的青年律师，您有什么寄语？
王菲：在培养复合型青年律师时，我最看重两点：一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二是扎实的基本素养。
有些年轻人选择律师职业更多出于现实考量，但如果缺乏真正的热情，很难在漫长而艰辛的职业道路上持续投入、不断精进。正如“热爱抵万年”，有了这份信念，才能全情投入，超越基础能力的限制，实现更快成长。当然，法学功底、逻辑表达、细致认真等素养同样重要，但热爱才是驱动人走得更远的核心。
对于希望进入争议解决领域的青年律师，我想说：律师是一个有更多可能性的职业，它更直接奖励勤奋与智慧。但也要认识到，这一行既辛苦又充满挑战——“干得好的又苦又累，干不好的又穷又愁”。关键在于，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再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唯有认同方向，才能坚定前行。
结 语
从创作者到技术翻译官，从个案突破到规则探索，王菲的职业轨迹始终贯穿着对知识产权本质的深刻理解与守护创新的热忱。她不仅是一位善用跨界思维破解技术难题的专业律师，更是一位通过个案实践不断追溯立法本意、推动司法进步的践行者。这种将技术逻辑、商业洞察与法律智慧相融合的能力，使她的服务超越争议解决本身，成为客户商业战略的重要支撑。而“热爱抵万年”的信念，以及将工作与生活皆视为人生必需品的从容哲学，则诠释了一名顶尖法律人可持续成长的生命力所在，也为青年律师提供了一种平衡专业追求与人生价值的参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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