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天，延河水面覆着薄冰，窑洞里却常常灯火通明。那时的吴印咸刚扛着笨重的摄影机在枣园、杨家岭两头跑，忙着为《延安与八路军》补拍镜头。胶片短缺、冲洗困难，他几乎天天抱着显影桶守炉子，手心都是药水泡出的白茧。可再苦也挡不住他的兴奋——镜头里出现的是整个民族最顽强的心跳。

到1942年春，陕北黄土已被晨风吹得松软。电影团奉命为一二〇师干部大会做现场纪录。吴印咸带着两名助手七拐八绕，赶到柳林河畔的小礼堂。正在布机位时，毛主席披着灰布棉衣从后门快步进来，裤腿上两个醒目的补丁被阳光照得发白。主席环顾四周，随口问：“胶片够不够？灯还亮不亮？”吴印咸憋了半天，只回出一句：“能照！”大家都笑了，会场气氛顿时活络。

报告结束后，贺龙留下主席吃午饭。窑洞里土炕当桌，搪瓷碗里盛着小米饭和野菜汤。饭刚端上，主席见吴印咸倚在门口，便招手：“印咸同志，一起坐嘛。”席间谈到拍片难处，毛主席却忽然转了话题：“江青喜欢摄影，你愿不愿当她的老师？”吴印咸抬头，一时没反应过来。主席笑着补了一句：“她老说取景烦难，找个行家指点就好办。”吴印咸连声答应，“愿意、当然愿意！”这段对话短短几十秒，却在后来被他反复回味。战事紧，江青始终没能系统学；然而一句“愿意”把两人缘分埋下了伏笔。

饭罢，主席步出窑洞，借着顺光让吴印咸抓了四张照片。最得意那张里，半幢窑洞与方凳、旧茶缸构成朴素背景，领袖目光专注坚定。几年后，新中国成立，毛主席翻到这张照片，轻轻点头：“时代味道在里面。”吴印咸听工作人员转述，心里咚地一跳——所有熬夜显影的辛劳，此刻都值。

同年三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张浩病逝。追悼会上，寒风裹着尘土刮过广场，黑漆棺木覆盖党旗。抬棺那一刻，毛主席、朱德、贺龙并肩弯腰，槐树影子被冷阳拉得老长。吴印咸抓拍下《只见公仆不见官》，底片冲出连自己都吃惊：肩上的棺木似乎比高原山脊还沉，却又让人心里生出一股温热。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投入，他只说：“这就是共产党人。”

1943年春耕时节，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三五九旅把南泥湾荒洼开出成片麦浪。电影团进驻拍摄《南泥湾》。首映在杨家岭安排，影片缺少主题性点睛，大家商量能否请主席题词。吴印咸硬着头皮进了窑洞，支吾着提出想法。毛主席放下文件，抖了抖手里的铅笔：“题词可以，可镜头也得给我喔。”说罢爽朗大笑。院坝里临时摆张木桌，他蘸墨挥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摄影机尾随落笔，镜头里墨香与尘土的味道混在一起，像南泥湾的庄稼一样实在。

1945年8月26日拂晓，延安机场微凉。毛主席即将飞往重庆谈判，八路军战士自发列队到场。熟识吴印咸的人都知道，他最怕按快门时手抖，但那天他纹丝不动，只为捕捉主席登机回身挥帽的瞬间。镜头里人群爆发的欢呼凝固成一张照片。遗憾的是，同框的还有站在舷梯口的赫尔利。有人劝他裁掉美国人，他摇头：“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底片一直原封保存，没动一刀。

多年后，江青终于抽出时间学摄影。她把吴印咸请进中南海十号楼，两人常在长廊或花园研究光圈快门。江青性子急，常拿着刚冲出的照片追问：“为什么不够锐？”吴印咸便耐心解释底片感光度、显影时间。有时候江青还拿出旧作比对，指着二十多年前那张题词镜头发呆。她语速快得像当年延河水，“当时要是条件好，我早学成了。”吴印咸只答：“晚学也不迟，只要肯琢磨。”

吴印咸在“老师”与“记录者”两种角色之间来回切换，始终没离开镜头背后。影集中，毛主席补丁裤、抬棺木、题词的画面一页页翻过去，镜头外是高原风沙、械斗枪声，也是老百姓炊烟。胶片会老化，影像会泛黄，可照片里穿旧军服的那个人、提相机的那个人，一个倡导“自己动手”，一个揣着“愿意”二字，相逢于1942年窑洞午饭的情景，始终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