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以来，伊朗因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这场源于民生压力的抗议迅速扩散至全国多省，随后逐渐演变为一系列暴力冲突。直到当地时间2026年1月12日，德黑兰等核心区域秩序基本恢复、民生逐步正常。但引发此次抗议的经济困境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且美以与伊朗的博弈持续，后续仍存在引发新动荡及加剧地区紧张的风险。自20世纪80年代起，海湾地区几乎始终处于冲突与动乱之中，这片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水域，为何总能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
《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美]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 著，马百亮、尤玉金 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历史学家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在《波斯湾五千年》一书中，通过对六座有代表性的波斯湾港口城市的生动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商业、共识与世界主义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湾地区的历史传统中，而这种传统，为21世纪中东探索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屏障与通道：波斯湾何以成为千年贸易自由港？
波斯湾长期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位于中东腹地，堪称全球的十字路口。它沿西北—东南轴线延伸，构成了欧亚大陆的“斜边”：一条经巴比伦连接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最便捷（非航空）通道。船只驶出波斯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南亚次大陆及其丰饶的财富便近在眼前。从波斯湾岛屿巴林的迪尔蒙，到海岸线变迁前建于波斯湾附近的世界首批城市之一乌尔，再到印度河流域文明，贸易最早在此萌发。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的巴士拉港，商人们整理货物，准备溯流而上前往巴格达——伊斯兰教在此成为世界性宗教，自由思想家与苏非派信徒则挑战并拓展了其信仰的根基。在阿曼及斯瓦希里海岸，葡萄牙这个欧洲帝国被阿曼人击败，后者建立了一个海洋帝国。即使是拥有强大海军的英国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海湾国家的统治者自行管理，避免直接控制波斯湾沿岸，只有在巴士拉到孟买的重要航线受到干扰时，他们才会进行干预。认识到该地区的战略价值，美国频繁介入包括盟友与对手在内的各自治国家之间的冲突。近年来，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三重遏制”政策，旨在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该地区霸主，从而阻止了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任何一方独自主导波斯湾地区。
然而，真正遏制帝国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其沙漠、山脉和沼泽构成的独特地理环境。正是这种由沙漠、山脉与沼泽共同构成的‘不完全可控空间’，使波斯湾长期成为帝国无法完全垄断、却又无法忽视的贸易地带。
超越教条与专制：港口城市的多元文化基因与世界主义精神
波斯湾向来是一个流动的中转空间，来自不同地域和种族并且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在此共享经济利益、思想、经验，甚至家园。这种共存状态因内部竞争和外部征服而冲突频发，但波斯湾历史中也不乏融合、相对宽容的态度与世界主义精神，尤其是在贸易中心地带。有时，这种宽容是策略性的，仅仅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货物和商人来到这里。然而，海湾地区的文学中也出现了对世界主义的明确表达。宽容往往是一种必需：在一个港口不被接纳的商人，完全可以转投另一个港口。在9世纪，海湾港口城市尸罗夫（Siraf）的繁荣时期，商人苏莱曼（Sulayman）曾经来到这里。他在游记中提醒读者，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开展商业活动，需要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在印度，有一个种姓群体，其成员不会与他人共用一个盘子或同一张餐桌，他们认为这样做污秽可憎。当这些印度人来到尸罗夫时，我们的某位大商人邀请他们共餐，即便有一百人出席，他也会确保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盘子和桌子。”这种以贸易为中心的宽容逻辑，并非个案，而是波斯湾港口城市的普遍经验。
波斯湾是世界上首个连通全球的海域，是诸多信仰与文化扬帆起航之地。不同于英文中强调分隔的“gulf”，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khalij”更强调连接与引流，这种语言差异，恰好反映了波斯湾作为通道而非边界的历史角色。因此波斯湾拥有众多名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众多的民族曾穿越这片海域，并将其描绘为自己世界观的一部分。在古代巴比伦，波斯湾被称为“苦海”，可能因其含盐量高而得名。
角力场中的波斯湾：冲突笼罩下的地缘博弈与贸易命脉
波斯湾地区一直被视为一个冲突之地，原因之一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该地区的经历。对于1980—2000年出生的欧美人而言，他们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美国主导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对于婴儿潮一代而言，波斯湾意味着伊朗人质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以及为保障本国石油消费型经济而确保该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伊拉克不仅被视为对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油田的威胁，还被认为威胁到通过波斯湾的世界贸易。因此，它威胁到了海湾地区的深层现状，在这种现状下任何帝国或邻近的中心都无法主宰或完全控制这片最具战略意义的水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同样被视为危险国家，尤其是当它们采取行动试图管理或影响较小邻国时。2019年沙特阿美公司布盖格炼油厂遇袭，以及2020年美国刺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强化了人们对该地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里是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火药桶”。
在大国竞争的层面上，长期以来，某些精英想要控制海湾地区的欲望确实是动荡的根源。例如，沙普尔二世修建了“波斯长城”来抵御阿拉伯人。然而，冲突只是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正如劳伦斯·波特所言，“海湾地区的历史已经高度政治化，其港口城市的历史多元性也被遮蔽了”，尤其是当新兴民族国家对其历史提出主权主张时。海湾地区还有另一重叙事：这里不仅存在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文化融合，更有一张由众多民族群体、流散社群和多元身份构成的网络，他们或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以西，或从印度洋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和以东涌入这片区域。作为历史上诸多事件的发生地，波斯湾从未被任何单一群体、帝国势力或固定身份完全占有。
贸易驱动的文明：海湾地区的全球化特质
如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体系与波斯湾地区数千年来的模式相似：多元化，以服务业为中心，与全球网络相连，不再依赖农业作为主要产业。然而，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情况远非如此。当时，农业在世界大部分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海湾地区是一个例外。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兴起以来，海湾地区就几乎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至少从文字诞生之初开始，海湾港口的经济高度依赖于商业，特别是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相比之下，在巴比伦、巴格达、伊斯法罕和北京等，农业生产才是经济的重中之重，因为需要更多的粮食来养活军队和官员。在这些社会中，必须维护运河，大型公共工程需要税收支持（因为神圣的国王不能被商业活动玷污），而大多数人一生中从未离开过出生地方圆五英里（约八千米）以内的地方。除了朝觐或参加其他朝圣活动的时候，一个人的身份和所在的地域普遍是固定的。尽管海湾港口经常需要进口粮食，有时甚至需要进口淡水，但它们不像成功的冲积平原农业文明或河岸农业文明那样需要高额基建税收。另外，它们始终容易受到贸易模式变化的影响，不像那些陆上大国，长途贸易在前工业时代经济中占比相对较小。
在鼓励其他商人使用其港口、支付（很低的）关税并吸引更多商人方面，商业寡头通常比大型农业国家的统治者更成功。但他们对贸易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少数情况下会强迫商人前来，例如，基什岛的中世纪统治者不惜以绑架的方式，迫使尸罗夫港的商人来到自己的港口。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通常是行不通的。商人必须不受约束，出售他们的货物，航行至印度洋，然后载着更多商品归来，有时这段航程需要耗时多年。不同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和佃农，商人和贸易者通常可以选择不同的地点，只要风向有利。海湾地区策略性的世界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理念或固定的模式。相反，不同的港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吸引商业与贸易。因此，本书按特定的港口和时期进行编排，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表明世界主义的理念总能奏效或一成不变，而是为了揭示，人们对波斯湾地理环境的严苛要求的适应反映了每个社群复杂的经济、宗教、政治和社会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这种适应可能代价高昂，若处理不当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对海湾居民而言，其回报可能极为丰厚。
（以上内容节选摘编自《波斯湾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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