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了考上博导姨妈的研究生,我忍受着每周一次的“保洁”任务。我以为这只是母亲在学术泰斗亲戚面前,一种近乎卑微的讨好。

在屈辱和不解中,我打扫着那间堆满“垃圾”的屋子,殊不知,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整理,都是一场对我品格的无声审判。

直到我走进复试现场,命运才向我揭开了它最残酷也最仁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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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十点,书房的灯白得像雪。

我叫林薇,一个正在考博路上挣扎的“大龄女青年”。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是一篇关于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英文文献,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像一群蚂蚁,啃食着我本就不多的精力。

还有三个月,就是初试的日子。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从生命里抠出来的金子。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股饭菜的香气混着我妈身上特有的洗衣粉味道飘了进来。

“薇薇,还在看呢?”

我“嗯”了一声,头也没抬。

我妈把一碗切好的水果放在我手边,却没像往常一样离开。

她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那种沉默让我有些烦躁。

“妈,有事您就直说,我这儿正忙着呢。”

“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我妈的语气听起来小心翼翼。

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没什么好事。

“从这个星期开始,你每周六,去你姨妈家一趟。”

我转过椅子,皱着眉看她:“去姨妈家干嘛?我现在哪有时间?”

我姨妈叫陈雪萍,是国内神经科学领域的绝对权威,也是我这次考博的唯一目标。

她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人物,名字永远出现在顶级期刊的通讯作者一栏,照片挂在各种学术会议的海报上。

对我来说,她是学术殿堂的守门人,也是我关系疏离的亲姨妈。

“去给她家搞搞卫生。”我妈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下楼倒个垃圾”一样简单。

我的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什么?搞卫生?妈,您没开玩笑吧?”

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了八度。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掰成四十八小时用都不够,您让我去给姨妈当保姆?”

“什么保姆,说那么难听。”我妈的脸也沉了下来,“你姨妈一个人住,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家里乱得跟猪窝一样,你去搭把手,不应该吗?”

“不应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是去考她的博士,不是去给她擦桌子扫地的!这传出去像什么样子?别人会觉得我想靠这种歪门邪道走后门!”

自尊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又疼又麻。

我希望堂堂正正地,凭借我的论文,我的成绩,我的研究计划,走进那间实验室。

而不是戴着塑胶手套,拿着抹布。

“你这孩子,想哪儿去了?”我妈的固执劲儿也上来了,声音比我还大,“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去你就去,别问那么多,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不想知道!”我把笔重重地摔在桌上,“要去您自己去!”

“林薇!”我妈连名带姓地喊我,这是她真正生气的标志,“这件事没得商量。你要是不去,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

空气瞬间凝固了。

我知道,她这是下了最后通牒。

在我的家庭里,我妈的话就是圣旨。

我看着她不容置疑的眼神,那里面有一种我完全读不懂的深意和不容挑战的威严。

最终,我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下了头。

周六早上,我背着书包,手里却提着一个装着抹布、清洁剂和胶皮手套的塑料袋,像个要去上工的钟点工。

我按响了姨妈家的门铃,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怨气。

门开了,姨妈陈雪萍穿着一身家居服,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她看到我,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薇薇来了啊。”

她的目光越过我,似乎还停留在屋里的某篇文献上。

“辛苦了,随便弄弄就行。”

说完,她就转身走回了书房,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玄关。

我换上拖鞋,踏进客厅的那一刻,才明白我妈那句“乱得跟猪窝一样”绝非夸张。

沙发上堆满了学术期刊和外文书籍,几乎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餐桌上,一个吃了一半的外卖盒孤零零地敞着口,旁边是一摞打印出来的论文稿,上面还印着一个咖啡杯底的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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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纸张、尘埃和速溶咖啡混合的奇特味道。

我感觉自己不是来亲戚家,而是闯入了一个被废弃的战场。

而姨妈,那个在学术界叱咤风云的女将军,此刻正心无旁骛地在她的“指挥部”里,对我这个“后勤兵”的存在毫不在意。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和渺小。

我深吸一口气,戴上胶皮手套,认命地开始干活。

怨气憋在胸口,我把力气都用在了手里的抹布上。

客厅,厨房,卫生间……

两个小时过去,屋子总算有了点人样。

最后,只剩下那间最让我望而生畏的“重灾区”——书房。

我推开书房的门,里面的景象比客厅有过之而无不及。

地板上散落着一沓沓的打印稿,有的上面用红笔画满了修改符号,有的则皱巴巴地蜷缩在角落,像是被主人一怒之下揉搓过。

书桌上,电脑屏幕还亮着,旁边是三四个喝空了的咖啡杯,以及一座由各种文献堆成的小山。

姨妈就坐在这片“废墟”之中,戴着耳机,专注地敲击着键盘,仿佛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我开始默默地收拾,动作放得极轻,生怕打扰到她。

我捡起地上的一张纸,本想直接扔进垃圾袋,目光却被上面的内容吸引了。

那是一张被用作杯垫的餐巾纸,上面却用潦草的笔迹画着一个复杂的神经环路草图,旁边还有几个我看不懂的公式。

我愣住了。

这哪里是垃圾,这分明是一个顶尖学者灵光乍现的瞬间!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餐巾纸抚平,夹进了一本厚厚的书里。

我的心态,从那一刻起,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不再把这里的杂物看作是垃圾。

我开始像一个闯入宝库的探险家,带着一种近乎偷窥的兴奋,整理着姨妈思维世界的碎片。

那一堆看似杂乱的打印稿,我发现它们是按照某个顶级期刊的评审意见在进行逐条修改,旁边还有姨妈犀利的批注:“论证不足,重写。”“这个数据有问题,复核!”

书架的角落里,我找到一本被咖啡浸湿了一角的书,书皮已经微微卷起。

我拿起来一看,瞳孔骤然一缩。

那是一本德文版的神经解剖学图谱,早已绝版,我只在学校图书馆的珍稀读物名录上见过它的名字。

我能想象,姨妈发现它被毁掉时该有多心疼。

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

我没有继续打扫,而是拿着这本书跑进厨房,找来一沓厚厚的吸水纸。

我像对待一件稀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吸水纸一页一页垫进湿润的书页之间。

然后,再用另一沓干纸巾,轻轻按压,吸走多余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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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极其考验耐心,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把每一页都处理好。

最后,我把这本书平放在桌上,又从书架上搬来几本最厚的百科全书压在上面。

做完这一切,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傍晚时分,姨妈终于从电脑前抬起了头。

她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这才注意到焕然一新的书房,以及桌上那本被重物压着的书。

她走过来,拿起最上面的百科全书,看到了下面被“拯救”的德文图谱。

她拿起书,仔细地翻了翻,书页虽然还有些皱,但字迹和图片都完好无损。

她抬起头看我,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你这孩子,还挺细心。”

这是她今天对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我心里一热,感觉一下午的辛苦都值了。

“应该的。”我小声说。

夸奖也仅此而已。

她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回了书上,检查着我整理过的其他文献。

她从不与我交流任何学术问题,仿佛默认了我的身份就是一个保洁员。

而我,也识趣地没有多问一句。

我只是继续默默地打扫,但我的工作,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

它变成了一种无声的“学术考古”。

我一边擦拭着书架上的灰尘,一边贪婪地记忆着那些书名。

我一边整理着散落的论文,一边偷偷学习着姨妈的逻辑和思路。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潜伏在敌人指挥部的间谍,在“垃圾堆”里,仰望着属于我的那片星空。

怨气还在,但它之上,已经悄悄地生长出了一丝复杂的好奇与敬畏。

日子就在这种奇特的节奏中一周周过去。

每周六,我都会准时出现在姨妈家,从一个怨气冲天的考博生,变身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保洁员”。

姨妈的家,除了姨妈本人,也时常有访客。

他们大多是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带着浓厚的书卷气和一种精英特有的自信。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姨妈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他们来这里,就像回自己家一样随意。

他们会径直走进书房,和姨妈讨论着我听不太懂的课题,什么“海马体长时程增强效应”、“小胶质细胞的突触修剪”,那些词汇像天书一样砸向我,让我感到既向往又自卑。

他们看到戴着围裙、拿着抹布的我,眼神各异。

有的人会礼貌性地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有的人则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仿佛我只是一个会移动的家具。

还有的人,目光里会带着一丝探究和好奇,似乎在猜测我这个“保洁小妹”和陈教授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总是会下意识地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一次,我正在小心翼翼地擦拭书架上的一个大脑结构模型,一个看起来特别严肃的师兄突然开了口。

“同学。”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抹布差点掉在地上。

“这个模型请小心一点。”他指着我手边的模型,语气很客气,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警告,“里面的几个连接点是我们新做的标记,数据还没完全采集完,很脆弱。”

我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从耳根一直红到脖子。

“哦……哦,好,我知道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随时会闯祸的笨拙外人,和这个充满智慧的空间格格不入。

这位师兄,我后来知道他姓王,是姨妈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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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一位看起来很爱笑的师姐来找姨妈。

她进门时,我正好在整理客厅茶几上的一堆论文。

那几篇论文来自不同的期刊和会议,主题都是关于“神经元可塑性”的,被姨妈随手扔得到处都是。

我下意识地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们按发表的年份排好了顺序,又把其中两篇引用关系最密切的叠在了一起。

那位师姐走过来,无意中瞥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

“咦?”她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她拿起我整理好的那摞论文,翻了翻。

“你很懂整理文献嘛。”她笑着对我说,露出一对可爱的梨涡。

我窘迫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当是她随口的一句客套话。

“没……没有,我就是顺手……”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拿着论文就进了书房。

这位李师姐,后来我也知道了她的名字,是姨妈团队里的核心成员,以思维敏捷、做事干练著称。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这些举动,会被这些“不速之客”看在眼里。

我更不知道,他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会如何谈论我这个神秘的“周末保洁员”。

对我来说,他们只是姨妈学术世界里的“原住民”,而我,是一个卑微的闯入者。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锐利又专业的目光下,尽可能地把自己缩成一团,假装自己不存在。

我继续擦我的地,洗我的碗,整理我的“垃圾”。

在一次次的擦拭和整理中,我发现姨妈虽然生活上邋遢,但在学术上却有惊人的洁癖。

她所有的实验笔记,哪怕是随手的草稿,都标记着清晰的日期和编号。

她书架上的藏书,虽然摆放杂乱,但只要是她最近在看的,书里一定夹着密密麻麻的便签,写满了她的思考和诘问。

我开始偷偷模仿她的习惯。

我看文献的时候,也学着做注释,写下自己的想法,哪怕那些想法幼稚得可笑。

我整理自己的复习资料时,也学着建立索引,把不同的知识点串联起来。

这些每周六的“保洁工作”,像一把粗糙的砂纸,磨掉了我身上的一些浮躁和傲气,也以一种我未曾预料的方式,让我离那个学术世界更近了一点。

我依然不理解我妈的用意,但心里的怨恨,确实在不知不觉中淡了许多。

时间飞快地滑向了初试前的一个月。

我的压力,也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达到了顶点。

每天睡眠不足五个小时,睁眼就是文献,闭眼就是模型。

我整个人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皮筋,随时都可能崩断。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妈又来“火上浇油”。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刚刚结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上模拟面试。

面试官是学校请来的两位教授,问题尖锐,节奏飞快,搞得我精疲力尽。

我正想早点休息,我妈又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门口。

“薇薇,明天别忘了去你姨妈家。”

听到这句话,我积压了几个月的负面情绪,瞬间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轰然爆发。

“还去?”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死死地盯着她,“您到底想干什么?您知不知道我明天要整理今天模拟面试的全部问题,还要再看三篇论文?您觉得我还有时间去当保监工吗?”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我妈皱起了眉。

“我怎么说话了?”我自嘲地笑了一声,眼眶却红了,“我实话实说!您是不是觉得,我只要把姨妈家的地擦得够亮,把她的马桶刷得够白,她就会大发慈悲地录取我?您这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陈教授的学术操守!您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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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句“您懂不懂”,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吼出来的。

我妈被我吼得愣住了,举着手,半天没说出话来。

她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嘴唇哆嗦着。

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用更大的声音把我压下去。

可是没有。

两行浑浊的眼泪,突然从她那布满皱纹的眼角滑落下来。

她哭了。

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哭。

她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强悍的、说一不二的、甚至有点蛮不讲理的女人。

她从没在我面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软弱。

她的眼泪,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怒火,只剩下震惊和不知所措。

“林薇……”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哭腔,“妈……妈不会害你。”

“我没文化,我不懂你们那些什么科学,什么研究。”

她一边说,一边用手背胡乱地擦着眼泪。

“我只知道,你姨妈那个人,眼睛比谁都毒。她当年跟我说,做学问,得先学会做人。”

“她说,搞他们那个研究,有时候一个实验就要做好几年,没成果,没钱,还没人理你。要是没那份耐心和踏实,坐不住冷板凳,心里长草,就算再聪明,也走不远。”

“你从小就聪明,但也心高气傲,做事毛毛躁躁。我怕……我怕你这性子,入不了你姨妈的眼。”

“让你去打扫卫生,妈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在她眼皮子底下,磨一磨你的性子……”

“你就当……你就当是妈求你了,好不好?”

她说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

我站在原地,像被雷劈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

我一直以为,这是她出于“人情世故”的愚蠢安排。

我从来没想过,在这件让我倍感屈辱的事情背后,藏着她这样一番笨拙又深沉的母爱。

她不懂我的学术,却用她自己最朴素的方式,为我铺设着一条她认为正确的路。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用力地揪住了,又酸又胀。

“妈,我……”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只是走上前,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那个熟悉的、装着清洁工具的塑料袋。

第二天,我依然去了姨妈家。

这一次,我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和迷茫。

我不再怨恨,但那份不解,却像一团更大的迷雾,笼罩在我的心头。

博士初试的成绩,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公布的。

我颤抖着手,在查询页面输入我的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

当看到总分和那行“恭喜您,已进入复试名单”的小字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这几个月的煎熬、委屈、挣扎,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巨大的喜悦。

我冲出房间,一把抱住正在客厅看电视的母亲。

“妈!我过了!我进复试了!”

我妈也激动得不行,拍着我的背,一个劲儿地说:“好,好,我的薇薇就是最棒的!”

我高兴地转了个圈,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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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这下我再也不用去搞卫生了!”我脱口而出。

我说完,客厅里的气氛忽然安静了下来。

我妈脸上的笑容慢慢褪去,变得有些不自然。

她看着我,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异常平静地说:“复试不是还没考吗?”

“嗯?”我愣住了。

“复死前不是还有两个周六吗?去吧。”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善始善终。”

“善始善终”这四个字,像一盆冰凉刺骨的冷水,从我的头顶直直地浇了下来。

我刚刚燃起的喜悦和轻松,瞬间被浇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缕缕冒着寒气的白烟。

“还要去?”我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为什么?我都已经进复试了!笔试成绩才是硬道理,这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我妈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就最后两次了,就当是陪陪你姨妈。”

我简直要气笑了。

陪?

一个在书房里不闻不问,一个在客厅里埋头苦干,这叫哪门子的陪伴?

我无法理解,我真的完全无法理解我妈的逻辑。

我甚至开始产生一些荒唐的念头,怀疑我妈是不是有什么心理偏执,或者她和姨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关于“打扫卫生”的奇怪约定。

但是,看着母亲那张不容商量的脸,和她眼神里那份熟悉的、不惜一切的固执,我知道,任何争辩都是徒劳的。

去,或者不去,我根本没有选择。

复试前的最后一个周六,我提着那个熟悉的塑料袋,最后一次按响了姨妈家的门铃。

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怨恨,也没有不解,只剩下一片麻木的平静。

我把它当成一场告别仪式。

告别这几个月来荒唐又辛苦的“保洁”生涯。

我干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卖力,都要细致。

我把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

我把书架上所有的书都拿下来,一本本擦干净,再按照学科门类和作者姓氏排得整整齐齐。

我把姨妈那张堆满杂物的书桌整理得井井有条,所有的文献都分门别类地放好,笔筒里的笔都按颜色摆放。

最后,我甚至在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去旁边的花店,买了一束新鲜的康乃馨。

我找出一个落了灰的花瓶,洗干净,把花插了进去,摆在了客厅的茶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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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屋子,因为这束花,瞬间有了一丝生气和温度。

傍晚,姨妈从书房走出来,看到焕然一新、甚至带着花香的家,明显地愣了一下。

她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那束康乃馨上。

她沉默了很久。

就在我以为她又要像往常一样,什么都不说地走开时,她却突然转向我。

“复试是下周三吧?”

我点点头。

“加油。”她说,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好好准备你的PPT。”

这句简单的鼓励,像一道暖流,瞬间涌遍了我的全身。

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委屈和疲惫,仿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

我看着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姨妈。”

走出姨妈家的大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

心里对即将到来的复试,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

我一定要考上。

我不仅要向她证明我的学术能力,也要为这段奇特的“保洁”经历,画上一个最圆满的句号。

复试那天,我特意穿了一身得体的正装,化了一个淡妆,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更自信。

可当我站在那间巨大的会议室门外时,我的手心还是紧张得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下一位,林薇。”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木门。

屋里冷气开得很足,让我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摆在房间中央,桌后坐着五位考官。

气氛严肃得像是要凝固成冰。

正中间的主考官,自然是我的姨妈,陈雪萍教授。

她今天穿着一身深色的职业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眼神犀利,仿佛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没有任何私人关系。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会是一场硬仗。

我走到会议桌前,向各位考官鞠了一躬,然后打开我的电脑,准备开始做自我介绍和PPT陈述。

我的声音因为紧张,带着一丝微不可查的颤抖。

“各位老师好,我叫林薇,本科和硕士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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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迫自己不要去看姨妈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PPT上。

我陈述着我的研究经历,我的论文成果,以及我对未来博士生涯的研究计划。

渐渐地,我进入了状态,语速变得平稳,逻辑也越来越清晰。

陈述完毕后,我抬起头,准备迎接考官们的提问。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了除了姨妈之外的其他四位考官。

然后,就在那一瞬间。

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