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10日凌晨，齐齐哈尔的气温跌到零下三十度，北钢平炉分厂里却热浪翻涌。炉门一开，金色钢水犹如瀑布倾泻，映得炉台前那位身材敦实的中年人满脸通红。有人喊他“王师傅”，可等他摘下护目镜，眉目间仍带着中央委员特有的沉稳，这对刚入行的小工来说多少有些魔幻：堂堂“委员”，竟甘愿回炉当班。
班后休息室里，新来的学徒好奇地问：“王师傅，您真当过中央委员啊？”王百得笑了笑：“委员是组织的需要，炼钢是我的老本行，把钢炼好，比啥都实在。”轻描淡写一句，却让在场的年轻人肃然起敬。别看他话少，一听到炉子温度不稳，立刻蹿回现场，不见半点官架子。
要说这位老工人的风波，可不止岗位调来调去那么简单。从1934年5月出生在太行山脚下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到1969年在人民大会堂凭170张选票一举冲进中央委员会，他先后叫过“王白蛋”“王白旦”“王百早”，最后才定为“王百得”。四次更名，每一次都裹挟着时代的浪涌，他自己却常打趣：“名字改得多，心没变。”
第一次改名最寻常。上私塾时，先生嫌“白蛋”土气，顺手写成“白旦”，寓意旭日东升。十几岁进太原钢厂，他已习惯这个名字，皮实能干，能背两麻袋耐火砖爬五层脚手架。1956年年底，他光荣入党，心里认死理：工人阶级出身，干活就要拼命。
不料风云一转。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进入选举环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把不少技术骨干推上前台，王白旦也被北钢厂工代会推成代表。那天晚上，当选名单念到“王白旦”时，会场里有人憋不住笑，周总理半认真半调侃道：“这名字念快了不大雅观啊！”一句话点破尴尬，陈伯达顺势提议把“旦”改成“早”——寓意百事可成。就这样，“王百早”登上了中央委员的名单。
风浪来得也快。陈伯达被审查后，连带当年那桩改名事也被翻出。周总理拍板：“责任算我一个，别难为老工人。”话音未落，江青又以“听着更响亮”为由，提笔多划几笔——自此有了“王百得”。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殊荣”，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行字：人不挑名字，钢要挑火候。
就在这风头最盛的几年，他却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1970年，妻子被确诊肝癌晚期，他四处借钱，把能抵押的东西全折腾出去，还是救不回爱人那条命。送别妻子的夜里，堂堂中央委员在长春街头一个人坐到天亮，随身只剩下几张欠条。友人劝他：“升官多好，何必自苦？”他摇头：“组织信任让我当委员，可技术岗位离不开人，钢厂停炉一分钟，全国缺几吨钢啊。”
政治身份和个人悲痛交织，让他的生活愈发拧巴。组织多次劝他续弦，他都推辞。直到1972年春，他结识了牡丹江的女记者于淑彦。相亲那天，他先摊牌：“房小、债多、四个娃，还不知哪天被免职，你可别后悔。”女记者抿嘴一笑：“人品对路，比房子宽敞重要。”两句话，就把彼此心门推开。
1977年，他升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1978年，“陈伯达、江青为其改名”这一条被再度翻炒，他迅速被停职审查。三年调查，结论只有一句“材料退回本人，问题不大”。别人劝他趁机谋个省里副职，他却提交报告：“请求回原厂炼钢。”理由只有三条：钢厂缺师傅；名字风波需要时间冲淡；搞钢铁比批文件踏实。
1982年批准复炉后，他索性驻厂不回家。十五年里，于淑彦带着孩子、老人独自撑起另一个家。有人闲言碎语，她只回一句：“他守炉，我守家。”1990年冬，老大患病离世，消息传到车间，王百得站在炉台十分钟没说话，然后让徒弟顶班，自己坐第一趟火车回去料理后事。第四天清晨，他又按时出现在炉前，谁也没敢多问。
两口子一直挺到1995年才双双退休。那一年，北钢党委把全厂优秀劳动标兵的锦旗送到他手上，主持人介绍“原中央委员、普通炼钢工人王百得”时，会场里掌声极长。记者追问退休打算，他仍是那句老话：“活着一天，算一天，心里要亮堂；钢炉熄了，可人不能凉。”
有人说他一辈子被名字折腾，也有人说他当过官却活成了老黄牛，但最熟悉他的人心里明白：这人只认一个理——钢水温度准不准，炉衬厚不厚，工人兄弟吃没吃饱。至于叫“百旦”“百早”还是“百得”，都不过是历史给他涂抹的几笔，他自己从未涂改对党的信念，也未动摇对钢铁事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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