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周建国，你打开看看。”
前妻刘美芳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我们不是阔别二十年的怨偶，只是两个陌生人。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那个印着“公证处”钢印的信封，手抖得厉害。
她为什么来？还要带着公证员？难道是……要把那五万块钱还给我，然后与我彻底两清？
我深吸一口气，撕开信封。
当我看清纸上那几行字的瞬间，血液仿佛凝固了，我的眼眶，瞬间红了。
一九九九年的那个春天，河南县城的阳光暖得恰到好处。
那年我三十一岁，是县棉纺厂的技术骨干，长得不算出挑，但胜在老实本分，踏实肯干。
厂里不少热心的大妈给我介绍对象，我都笑着摇了摇头。
直到那次，我去乡下收棉花，在村口的小卖部，遇见了她。
她叫刘美芳，那时候才二十五岁，扎着一根清爽的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微微发白的红格子衬衫，正蹲在地上，用一根小木棍认真地算着账。
阳光照在她微微低垂的侧脸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当时就看呆了，连手里的搪瓷缸子都忘了喝水。
后来我才知道，刘美芳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姑娘。
她初中一毕业，就没再继续读书，帮着家里种地、养猪，还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
她母亲张桂兰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人撑着那个摇摇欲坠的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三天两头往那个村子跑。
今天说去送化肥，明天说去帮忙修农具，后天又借口给她爹带点城里才有的特效药。
刘美芳不是个傻姑娘，她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她从不点破。
只是每次我满头大汗地骑着自行车赶到她家时，她都会默默地给我倒上一大碗晾好的温水，有时还会从锅里拿出两个热腾腾的煮鸡蛋，硬塞到我手里。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终于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在她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对她表白了。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拒绝我了。
她才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问：“周建国，我家穷，我爹还瘫在床上，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你娶了我，就是往自己身上背了个大包袱。你想清楚了吗？”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想清楚了。我不怕吃苦，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
那年秋天，我们结婚了。
婚礼办得极其简单，甚至连一桌像样的酒席都没摆。
我把刘美芳从村里接到了县城，住进了厂里分给我的一间筒子楼里。
房子不大，三十六平米，一室一厅，墙壁还是灰扑扑的水泥墙。
可我们俩都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的房子，因为那是我们的家。
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名叫小雨，希望她的人生能像春雨一样，润物无声，充满生机。
小雨刚出生的那个晚上，我高兴得整夜都睡不着觉，抱着那个小小的、软软的婴儿，在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转悠，嘴里不停地念叨：“闺女，爸爸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我以为，我们的好日子，就从那一刻真正开始了。
我却不知道，所有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早已埋下了伏笔。
我的母亲赵金花，是个精明又强势的女人。
她年轻时就守了寡，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吃尽了苦头。
所以，她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盼着我能出人头地，能娶一个城里有工作的姑娘，最好家里还有点背景，能帮衬我一把。
结果，我领回家的，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丫头。
不仅家里穷得叮当响，身后还跟着一屁股甩不掉的“累赘”——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丈人，一个没见过世面、说话都带着乡土味的丈母娘。
母亲表面上没说什么，可我知道，她心里那口气，始终没顺下去。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挑刘美芳的刺。
嫌她做的饭菜油水不大：“农村人就是粗手粗脚的，连个红烧肉都烧不明白，一点油星子都舍不得放。”
嫌她不会精打细算地持家：“这才几号啊，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下来呢就花得差不多了，真是个败家娘们。”
嫌她隔三差五就往娘家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心怎么还老向着那边呢？我们老周家是后娘养的，不值得你上心是吧？”
面对这些刁难，刘美芳选择了忍耐，她从不吭声，也从不跟我抱怨。
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嫁进我们周家，在婆婆面前本来就矮了一头。
她只是更加拼命地干活，把那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对我母亲的照顾，甚至比对她自己亲妈还要小心翼翼。
可母亲并不领情，她的忍让，在母亲眼里成了软弱可欺。
母亲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当着街坊邻居的面，也毫不留情地数落她。
“我家建国当年要是听我的，娶了李科长家的闺女，现在早就提拔成车间主任了。都是被这个乡下来的扫把星给拖累的，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痛苦不堪。
我心疼我的媳妇，她受的委屈我全都看在眼里。
但我又不敢公然顶撞我的母亲，她为了我守了一辈子寡，我欠她的太多了。
所以每次她们婆媳俩吵架，我就选择逃避，躲到厂里去加班。
等我回来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再假惺惺地和稀泥，劝她们“都少说两句”。
刘美芳的心，就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沉默和逃避中，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她不是受不了婆婆的尖酸刻薄，她是受不了我这个做丈夫的，永远像个缩头乌龟一样的懦弱。
二零零三年的那个冬天，特别的冷，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
刘美芳的父亲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急需一笔五千块钱的手术费。
在那个年代，五千块钱对我们这样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岳母张桂兰在电话里哭着对美芳说，家里实在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想问问我们能不能先借给她。
刘美芳挂了电话，红着眼圈跟我商量。
我咬了咬牙，说：“借！必须借！爸的命要紧，钱没了可以再赚！”
可这事，不知道怎么就被我母亲知道了。
她当场就发了疯，冲进我们的房间，指着刘美芳的鼻子破口大骂。
“好啊你！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儿子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要给你那个半死不活的瘫子爹治病？你们刘家是个无底洞吗？填多少钱都不够！”
刘美芳忍了这么多年，终于忍不住了，她顶了一句：“妈！那是我亲爹！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吧！”
母亲一听这话，立刻戏精上身，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就开始嚎啕大哭。
“反了！真是反了天了！我辛辛苦苦把儿子养这么大，结果娶回来一个白眼狼啊！建国，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就是你千挑万选的好媳妇！”
我站在一旁，脸色铁青，喉咙里像是被棉花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刘美芳转过头，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周建国，你说句话啊！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母亲哭着哭着，突然捂住胸口，脸色煞白，身子一歪，就晕了过去。
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心梗，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
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对我说：“建国，妈求你一件事。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一定要……一定要把那个女人赶出家门。她克我，她就是个扫把星……”
我跪在病床前，哭得泣不成声：“妈，你别说了，你放心，我听你的，我全都听你的……”
三天后，我对刘美芳提出了离婚。
我没脸说那些伤人的狠话，我只是低着头，说：“美芳，我妈现在这个样子，医生说不能再受刺激了。咱俩……可能真的没法再过下去了。”
刘美芳看着我，满脸都是泪水，眼神里却透着一种绝望的平静。
“周建国，你就这么怕你妈？你忘了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你说你不怕吃苦，你说你会对我好一辈子，这些话，你全都忘了吗？”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喃喃地说：“美芳，我对不起你。这房子你留着，家里的存款也都给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刘美芳忽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要难看。
“周建国，我刘美芳这辈子，什么都不稀罕你的。房子你留着给你妈养老，存款你留着给你妈看病。我什么都不要，我只带走我女儿。”
她没有哭闹，也没有争吵，只是默默地收拾了一个小小的包袱。
她牵着十五岁的女儿小雨的手，走出了那扇我曾经以为会守护一生的家门。
临走前，她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周建国，我不恨你。我只恨我自己当初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从今往后，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那一刻，我再也撑不住，蹲在冰冷的地上，哭得像一条被主人遗弃的狗。
我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十五岁的刘小雨，在小旅馆的被窝里，也哭了一整夜。
她不明白，那个曾经抱着她转圈、说要让她过上好日子的爸爸，为什么突然就不要她们了。
临走的时候，我趁着美芳不注意，偷偷往小雨的书包口袋里，塞了一张小小的纸条。
那张纸条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话：“小雨，爸爸永远爱你。等你长大了，有本事了，记得来找爸爸。”
下面，还有一行我当时住的筒子楼的门牌号码。
小雨把那张纸条叠得整整齐齐，像宝贝一样，放在了自己贴身的口袋里。
她在心里默默发誓，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回来找爸爸，当面问问他，当初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后来，我的母亲去世了，棉纺厂倒闭了，那片老旧的筒子楼也被拆迁了。
我搬了三次家，换了三次住址。
我的女儿回来找过我，一次又一次地扑空，在推土机的废墟前，茫然失措。
而我，固执地以为她和她母亲一样，恨透了我，所以从来没有鼓起勇气，主动去找过她们。
这一错过，就是整整二十年。
二零二四年，初秋。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像往常一样，提着一个布袋子，去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菜。
我已经退休三年了，我的第二任老伴在五年前也因病去世了，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深圳打拼安家。
我就一个人，住在这套单位分的旧房子里，日子过得就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平淡无味。
菜市场最东边的角落里，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正蹲在湿漉漉的地上。
她的面前，铺着一块塑料布，上面摆着几把还带着泥土气息的青菜，旁边还有一个小竹篮，里面装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土鸡蛋。
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满脸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花白的头发被一根黑色的头绳随意地束在脑后。
我本想从她身边绕过去，去熟悉的摊位买菜，却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鬼使神差地停住了脚步。
是那双手。
那双手青筋暴起，指节粗大，布满了常年干农活留下的老茧。
我太熟悉这双手了。
二十多年前，就是这双手，曾经在我第一次上门的时候，为我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放了两个荷包蛋的红糖水。
我的心猛地一颤，声音有些发抖地试探着叫了一声：“妈……张婶？”
那个蹲在地上的老太太浑身一僵，缓缓地抬起头。
她的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眯着缝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眼神里瞬间充满了惊慌和无措。
“建……建国？”
四目相对，二十年的时光仿佛被瞬间压缩成了眼前的这一刻。
前岳母张桂兰慌乱地低下头，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地上的青菜，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你……你认错人了……我不是……”
“张婶，是我，我是建国。”我赶紧蹲下身，看着老人那双不住颤抖的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
“您怎么会在这里摆地摊？美芳呢？小雨呢？她……她不管您了吗？”
张桂兰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她猛地别过脸去，不让我看她的眼睛，也不说话。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我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在我家门口，就是这个老人，拉着女儿美芳的手，用一种极度失望的眼神看着我。
她的眼神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失望。
“婶，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美芳她……出什么事了？”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张桂兰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旁边的摊贩都已经开始大声吆喝叫卖了。
她才终于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原来，当年刘美芳带着女儿离开后，直接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去了广东。
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在一家电子厂里打工，没日没夜地加班。
那些年，她一个人拉扯着女儿，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她自己知道。
好在女儿小雨很争气，从小到大成绩都很好，后来考上了省城的卫校，毕业后就留在省人民医院当了护士，现在已经是护士长了。
“那……那挺好的啊，美芳总算是熬出头，可以享福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
谁知，张桂兰却猛地摇了摇头，浑浊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三年前，美芳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是肺癌。”
这句话，就像一个晴天霹雳，打得我头晕目眩，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
“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更不让小雨辞掉工作回来照顾她。她说小雨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不能拖累孩子。”
张桂兰用那粗糙的袖子，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声音哽咽。
“她就自己一个人扛着，化疗、吃药……去年的时候，病情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可是……可是今年年初复查，医生说……又扩散了。”
“她死活都不肯再用小雨的钱了，总说孩子大了，要结婚，要买房，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她自己偷偷停了医院的药，让我出来摆摊卖点菜，说能挣一点是一点。”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年啊，可我总不能……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闺女……就这么……”
老太太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再也说不下去了，瘦削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我蹲在地上，半天都没有动一下。
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着二十年前，刘美芳离开时说的那句话：“周建国，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求你任何事。”
她还是那么倔强，宁可一个人苦熬，也不愿向任何人低头。
我的眼眶，不知不觉地湿了。
我把张桂兰从地上扶了起来，坚持要送她回家。
她租住的地方，在城中村最深处的一条小巷子里。
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阴暗又潮湿，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廉价蔬菜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从菜农那里批发来的青菜，一张破旧的木板桌上，放着一碗已经冷掉的稀饭，和半块黑乎乎的咸菜。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婶，美芳现在住在哪儿？我想……我想去看看她。”
“不行！绝对不行！”张桂兰一听，立刻紧张地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
“她不让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让你知道的。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让她晓得是我跟你说了这些，她能活活气死！”
我沉默了，是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刘美芳的性子呢。
她就是一头倔驴，宁可自己苦死累死，也绝不愿意在我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软弱。
“婶，这钱您拿着。”我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找到了微信转账的页面。
我把我这些年攒下的养老钱，一次性转了五万块钱过去。
“您千万别告诉美芳是我给的，您就说是您这些年摆地摊，还有以前家里攒下的。这钱，是给她治病的，救命的！”
张桂兰看着手机上那一长串的数字，吓得连连摆手，死活都不肯收。
“建国，使不得，使不得啊！我们都离婚二十年了，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婶！”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当年的事，是我混蛋，是我对不起她。我妈那个人您是知道的，我夹在中间，是个窝囊废。我知道这些年她受了多少苦，我这心里……就没舒坦过一天。”
“这钱不是给您的，也不是给美芳的，这是……这是我欠你们娘俩的！”
张桂兰看着我，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
我从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走出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站在巷子口，点了一根烟，可烟递到嘴边，手却还在不停地抖。
二十年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的人，原来一直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过得这么苦，这么难。
而我，在老伴去世后，每个月领着几千块的退休金，住着单位分的宽敞房子，吃穿不愁，竟然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两天，我过得坐立不安，食不下咽。
我满脑子都是刘美芳生病的样子，是张桂兰老人那张布满泪痕的脸。
我想去医院看看刘美芳，但又怕她看见我，会情绪激动，影响病情。
我试着给张桂兰打电话，想打听一下情况，可她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我甚至像个做贼一样，偷偷去了那个城中村好几趟，却发现那间小平房的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锁，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第三天早上，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门铃，突然响了。
我趿拉着拖鞋去开门，在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门口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手里还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看那样子，像是某个单位的干部。
而另一个，是一个穿着素色外套的女人。
她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人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突起，脸色也因为病痛而显得有些苍白。
但那双眼睛，那双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眼睛，我一辈子都不会认错。
“美……美芳？”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飘。
刘美芳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
她的样子，比二十年前，真的老了太多太多了。
我记得，当年在棉纺厂，她是出了名的漂亮，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笑起来的时候，脸颊上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现在，岁月和病痛，把那些鲜活的东西，全都从她身上无情地带走了，只剩下了一副干枯的、疲惫的躯壳。
我的心，像是被人用钝刀子，狠狠地来回割着。
“你……你怎么来了？快，快进来坐。”我手忙脚乱地让开门，想要把她请进来。
刘美芳却没有动，她只是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递到了我的面前。
“周建国，我今天来，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当面说清楚。”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可我，却从她那平静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不易察可的颤抖。
“这个，你打开看看。”
我接过那个信封，心里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
我看到信封的封口处，盖着一个红色的、圆形的钢印，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几个字——“XX市公证处”。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公证书？
二十年没见面的前妻，今天突然带着一个公证员找上门来，要跟我公证什么？
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了无数个混乱的念头。
难道，她是知道了她母亲收了我五万块钱的事，所以特地来把钱还给我，还要做个公证，从此跟我彻底划清界限？
还是说，她是要跟我算清楚二十年前离婚时的那笔旧账？
又或者……她是觉得自己的病治不好了，所以来找我，要一笔天价的赔偿金？
我的手指，变得有些僵硬，捏着信封的边缘，迟迟没有勇气撕开。
刘美芳看着我，眼神复杂得让我看不懂。
“你打开看看吧，看完，你就都明白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无法形容的东西——那里面，好像有释然，有解脱，甚至还有一丝淡淡的……诀别。
我深吸了一口气，用颤抖的手，一点一点地，撕开了那个信封的封口。
我抽出里面的那几张纸，目光落在了第一行的标题上。
那一瞬间，我整个人，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彻底僵住了。
我的眼睛瞪得滚圆，死死地盯着那几个黑色的大字，仿佛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这……这……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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