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的午后，申新九厂机声隆隆。忽然，毛泽东的车队缓缓驶入厂区。工人们围成一圈，目送那位熟悉的身影走来。车间里粉尘未散，毛泽东却毫不介意，微笑着伸手：“来了？”荣毅仁答：“在这！”短短两字，却把彼此的信任写得分明。
这场视察并非领导慰问那么简单。此前两年，荣毅仁率先同意公私合营，甚至放弃资产定息，只领工资。他的魄力，被上海干部私下称作“出手痛快”。毛泽东要亲眼看看，这位被陈毅夸作“红色资本家”的年轻人，是否担得起民族工业振兴的重任。
厂房里转了足足两个小时，纱锭飞旋，白絮纷飞。毛泽东问：“与国营厂比，底气如何？”荣毅仁坦言尚有差距，需要两三年追上。那份坦荡，让在场的陈丕显暗暗点头。离厂时，毛泽东说：“办企业也能救国，这条路要走好。”这句话后来被荣毅仁反复揣摩，几成座右铭。
如果把荣家比作一艘商船，那么一九四九年的海浪最大。旧政权土崩瓦解，黄金南流，资本家们争相“抢滩”香港。荣氏十兄弟，九人已踏上外轮，惟独排行老五的荣毅仁坚持留下。理由很简单：家族一百多年的纺织业务既然扎根上海，他无法对工人说走就走。退一步说，新政权究竟如何对待资本，他要亲眼看看。
事实证明，留守选择没有错。上海解放第二天清晨，他与厂长沿街察看，看到解放军席地而眠，却把枪口朝外。整条成都路静悄悄，没有抢掠，没有喧哗。守秩序，讲纪律，这风景在动荡年月里显得格外动人。荣毅仁回到家，第一次对人提到“或许国民党真回不来了”。
之后的座谈会上，陈毅以“上海工商界的朋友们”开场，抛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种掷地有声的表态，令满座商贾暂时放下戒心。荣毅仁尤为震动，暗暗决定：继续投资，复工复产。市府随即协调棉花、周转资金，工人复岗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与共产党互信的纽带结牢了。
三年后，“五反”运动风起。评级结果下来，荣氏工厂赫然被定为“完全守法户”，国家还退赔六百余万元。同行羡慕，工人服气，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并不多见。荣毅仁说过一句话：“政府把我当朋友，我就要拿出朋友的胸怀。”这番话日后屡被引用。
新中国初期，统一战线工作讲究“又团结又斗争”。陈毅“吃饭也是做工作”的幽默，如今回想别有意味。当副市长的推选会上，陈毅直截了当：“请投荣毅仁一票。”这一幕让许多代表恍然，看似“红色资本家”，其实已是同路人。于是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岁的荣毅仁坐上了上海副市长的席位。
时间转到一九五九年。中央要为纺织工业物色能人，邓小平把荣毅仁的名字写在了纸上。周恩来出面，嘱咐他北京、上海两边跑，以免“水土不服”。荣毅仁爽快答应，三日即到京报到。那时的他没想到，十几年后，命运还会有一次更大的拐点。
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荣毅仁被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工厂停产，他被迫交代“原罪”。十一月十二日，邓颖超悄悄递来总理口信：“沉得住气，你有前途。”短短一句，支撑他熬过漫长岁月。此间，他始终不弃那句诺言——“跟定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东山再起，国家准备把发展经济提到空前高度。次年，全国政协换届，荣毅仁入选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他再次与邓小平相对。两人只简单握手，却心照不宣：国内外财贸战场，需要新的突击队。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北京北海中南海紫光阁。午餐桌才刚摆好，邓小平就开门见山：“你来牵头办家对外窗口公司，要不要？”语气不容推却，却字字信任。末了又加一句：“合同不合理就拒，决策错了不问责。”荣毅仁沉声回答：“愿立军令状。”承诺一出口，饭桌仿佛瞬间生风。
之后的几个月，他四处网罗行家里手：银行、外贸、技术、法律，一时英才云集。有意思的是，干部编制没来得及批复，他先租了间旧屋，拿出自家保险柜垫付费用。有人劝他“等政策”，他摆手：“窗口先开一条缝，风先吹进来。”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西长安街正式挂牌。注册资本二亿元，全额国家出，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外电评论称，这家机构“似国企，似商行，又似银行”，一时看不懂。荣毅仁笑言：“看不懂才好，说明咱们走在前头。”
开业首年，接待外宾四千余人。日本商社、美国银行、科威特基金轮番登门。中信以外汇贷款、境外发债、融资租赁等方式，为宝钢、广船、首钢引入设备与技术。短短三年，合同金额突破十亿美元，在当时的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数字。
中信的体制也在破冰。它拿到自行聘任外籍员工的权利，成为第一个获准在香港控股银行的大陆实体。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土地招拍挂、国内首支外币债券、跨国并购试水，无不留下它的影子。外界评论，荣毅仁用资本语言讲述了“中国机会”。
一九八六年夏天，两百多位散落海外的荣氏族人受邀回国。人民大会堂座谈时，邓小平笑着对七十九岁的荣尔仁说：“比我小三岁嘛。”短短寒暄背后，是对民族工商业者“心在祖国”的肯定，也是对民营力量参与改革的公开背书。
一九九三年三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第八届全国人大。已有白发的荣毅仁被推选为国家副主席。国际媒体热议：“从民族资本家到共和国副主席，这是中国式传奇。”然而他仅留下一句：“国家需要，义不容辞。”随即把中信事务交给团队，转身投入新岗位。
纵观荣毅仁的足迹，可见一个清晰的坐标：在惊涛骇浪中寻找方向，在政策拐点时率先破题。他的选择并非简单的投机，而是与时代的共振。若无一九四九年的留沪，也就没有二十多年后那声铿锵的“军令状”。而没有邓小平敢拍胸脯的“错了也不怪你”，中信或许无从诞生。
荣毅仁于二〇〇五年辞世，享年八十九岁。昔日纱厂的机器早已停转，可那股“敢闯”的旋律依旧在沿海工业区回响；中信的身影，亦穿梭在国际资本市场。历史给了他舞台，他则把握住了每一次点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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