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的一天，北京微雨。中南海勤政殿里，毛泽东翻着一叠淮河流域的水文图纸，抬头问身旁那位刚脱去戎装不久的将军：“黄淮之患，你怎么看？”将军挺直腰板，只回了一句：“若能治水，死而无憾。”八个字，说得不紧不慢，却把一年前北平城头的硝烟与此刻雨丝轻轻缠在了一起。
就在这次谈话前一年，新政权甫一成立，中央公布的首批行政职务名单中，傅作义被列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行政三级。不过，这份看似体面的安排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主席在会议上慢慢放下茶杯，语调平静却意味深长：“北平能不流血，人民能得古城不坏，他功劳甚大。得再议。”
时间拨回到1948年深秋。辽沈硝烟方歇，国民党主力已成溃军，华北形势瞬息万变。11月中旬，南京召开的高层军事会议气氛凝滞。蒋介石把目光锁定在身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身上，希望他死守平津。傅作义面上恭顺，心中却已七上八下——坚守，意味覆灭；南撤，亦难逃猜忌。深夜，他悄悄对亲信吐出四个字：“路走到头。”
随后一个多月，平津战役爆发。解放军闪击新保安、切断平绥线，再合围天津，傅系部队腹背受敌。初冬时节，崔载之携电台、译电员潜出北平，与中共前线代表接触。毛泽东透过前方电报，看出傅作义还想“两边下注”，便向刘亚楼示意：先稳住，条件绝不松口。
12月底，新华社公布战犯名单，傅作义赫然在列，且被点名“唯一可自救之途，乃解除武装”。几行冷静文字，已是最后通牒。天津陷落的炮响成了催命鼓，北平外围被二十万解放军封死，守军通讯线断绝，粮弹告急。14日夜色中，傅作义几乎整宿未阖眼，第二天清晨终于下令：“停止抵抗，议定和平。”他选择了城市与百姓。
1949年1月31日零时，北平城门洞开，枪声沉寂，紫禁城角楼未受一弹。聂荣臻与傅作义会晤时，只说了简短的一句：“北平保住了，好。”自此，“平津乱”落幕，华北大势底定。
北平和平解放后，蒋介石仍想空运干部撤离。傅作义先电复“遵命”，转身便把电报原封转交平津前线司令部。敌机果然来时，防空炮火划破长空，蒋氏最后的算盘落空。此举在中央内部获得极高评价，周恩来私下感慨：有些人是真正放下了。
共和国成立，万事待举。给功臣排座次，本不易平衡，何况傅作义既是“起义将领”，又是胜利关键。讨论数轮，仍定在副主席、行政三级。毛泽东思忖再三，对周恩来和任弼时说：“北平古城能完璧，何止一城之功？若无他，我们多付几万条命还不一定成。这份情要让全国人知道。”
于是在二月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新设水利部，让傅作义任部长，级别升为正部。有人提醒：他是旧军人，行吗？毛泽东摆摆手：“他年轻时就盯着黄河，一身干劲。今日正缺这样的人。”
任命电报送到府上，傅作义一时语塞。他对秘书说：“兵戈半生，未曾想能拿起治水的图纸。”随后，他写信向中央推荐两位助手：张含英、刘瑶章——一位学识渊博，一位熟悉北平城防工务。毛泽东批示：从善如流。
1950年7月，水利部正式挂牌。傅作义天天扎在办公室与堤防图纸中，常把咖啡温到冰凉才想起来喝一口。入秋后，他赶赴河南考察黄河险段，轻车简从，同行者记下细节：长官自掏伙食费，还跟民工蹲田埂上吃红薯干。
年底，淮河泛滥。那一天，毛泽东又把傅作义请到中南海。两人摊卷对图，一谈就是半夜。毛泽东说道：“能把淮河治好，百姓安生，粮棉稳产，国家就有底气。”傅作义当场立下军令状：“三年，不成便提头来见！”随后的治淮大会战，便在这句话里点燃。人们只记得王家坝、孟家段的十万民工，却少有人知道傅作义在工地枕席随身，甚至险些溺于洪峰。
1957年春，他考察山西水利时突发心绞痛，紧急入院。周恩来深夜批示组织专家组北上救治，傅作义却在病床上批文件：“招标进度不能耽误。”医生按住他手臂，他苦笑道：“我这条命，早就抵在北平城墙上了，如今赚的。”这句自嘲，既有旧军人的洒脱，也有新角色的沉稳。
事实上，自1949年到1972年，傅作义在水利部整整工作二十三年，任期之长，在各部里绝无仅有。南水北调的雏形构想、淮委的技术班底、黄河下游五大蓄洪工程，他都亲自挂帅。时人笑称：“傅部长跑的江河，比当年骑马踏过的沙漠还多。”虽是玩笑，却也道出辛劳。
1974年春，傅作义在病榻上最后一次询问华北墒情：“春耕如何？雨来了吗？”护士微哽咽，只能轻声回答：“气象台说今晚有雨。”老人颔首，再未开口。4月19日凌晨，他溘然而逝，终年七十九岁。根据遗愿，全部积蓄与珍藏图书捐给了国家。
傅作义的历史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北平的古城墙得以安然，千年琉璃瓦仍在月色下泛光，治淮大堤依旧守护着淮河两岸安澜——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让那枚“天坛一样大”的无形勋章熠熠生辉。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至今在人们心头回荡：“他是北京的大功臣，要给他一个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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