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5日清晨的北平，凉气刚透进香山双清别墅，政协筹备会国旗小组又一次展开讨论。桌上摊着两百多幅参选图案，最惹眼的是一张大红底、一星配一横黄线的稿纸——毛泽东昨夜圈出的首选。

有人把那幅图递到张治中面前，他盯了几秒，嘴角微动：“中间横一杠，看着像根金箍棒，国旗上摆这个，恐怕不妥。”屋里顿时安静。毛泽东放下烟斗，饶有兴趣地望着这位老朋友：“何以见得？”

张治中晃了晃手中的稿纸：“杠子象征河流不合中国习惯，且横断视觉，很容易被解读成分裂。再说，这粗杠子在老百姓眼里要么是棍子，要么是门闩。”末了，他轻声加一句，“咱新国家，忌讳断裂。”

“有道理。”毛泽东点头，将那张稿纸折起放到一旁。紧接着，五颗星拱卫的另一幅设计被摆上桌面。几番交换意见后，五星红旗获得压倒性支持。半个多月后，这面旗帜在天安门城楼迎风招展。

这个场景并非一时的机锋，而是两人多年互信的写照。时间倒回到1945年8月28日，抗战胜利刚满半月，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飞抵延安接毛泽东赴渝谈判。起飞前，他一句“飞去飞回，我全程陪同”让周恩来心里踏实不少。

抵重庆当夜，张治中把自家桂园让给毛泽东居住。外面是暗流汹涌的山城，宅院里却常传出爽朗笑声。毛泽东的开阔与幽默动摇了张治中过去对中共的成见，“延安精神”这四个字第一次真实地立体起来。

谈判结束，10月11日，张治中履行诺言再次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返程途中，毛泽东打趣：“张公，看来你是真要和平。”张治中问：“怎见得？”毛答：“你连《扫荡报》的名字都敢改，够胆。”飞机舷窗外是黄土高坡，气氛却轻松。

三大战役一锤定音后，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抵北平。毛泽东在香山设宴，提起当年延安招待的“陕北小米”，两位老人相视一笑。会谈以八条协议草案告一段落，南京最终拒签。张治中思忖再三，选择留下，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从此与旧政权分袂。

筹备新国家架构时，“国号”成为争执焦点。毛泽东最初提“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提醒：“’共和’已含民主，再加二字嫌累赘。”几句话，一国之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场里掌声响了许久。

8月底国旗讨论告一段落，9月25日、26日，新疆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幕后推手正是张治中。他曾任新疆省主席，熟悉那片广袤土地的心脉，一封接一封电报，催动了西北最后一块拼图平稳归队。

共和国建立后，张治中接连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有人讥讽他“反革命不如不革命”，风言风语飘进中南海。毛泽东当众摆手：“合作办事，谁也包办不了。”一句话止住了流言。

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前夕，张治中敲门劝毛泽东致开幕辞：“国家主席不上台，众人心里不踏实。”毛泽东微笑：“就你一个想听。”张治中回敬：“是全国人民都想听。”结果大会当天，毛泽东讲了整整二十分钟，休息时打趣道：“这回算你赢。”

1958年夏，二人同行视察大江南北，长江边，毛泽东邀张治中同游。张治中以年迈推辞，毛泽东笑称：“那就做观潮派。”随后合影，张治中本想躲闪，被拉到镜头前。“你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嘛！”陈再道一句玩笑，让气氛活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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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黄山与南高峰的“滑杆对话”广为流传。张治中这才悟到，毛泽东拒绝肩舆，是不愿让人抬着走的象征姿态。这种细节，比口号更能解释领袖的人格吸引力。

进入六十年代，政治风浪骤起。1967年10月1日下午，张治中带病登上天安门，对毛泽东低声道：“主席，步子快了点，我们跟不上。”一句提醒，分量极重。毛泽东未作辩解，只请他坐下休息，并再三嘱咐周恩来照看老友。

两年后，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享年七十九岁。遗嘱中仍是那句掷地有声的祝愿。送别花圈抵达时，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没有说话。

半个世纪过去，五星红旗已在世界各地升起无数次。很少有人记得，决定它命运的那场讨论里，“金箍棒”三个字起了怎样的化学反应；更少人注意到，国旗背后是一段跨越党派的信任。那份信任，来自战机上的护送、桂园里的夜谈，也来自八年烽火后“给老百姓找条正路”的共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