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
南开大学
社会学院
教授
牛梓宁
南开大学
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刘飞
南开大学
社会学院
助理研究员
关系社会学：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张文宏、牛梓宁、刘飞
责任编辑 |何钧力
关系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形成了以关系为核心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该研究传统不仅强调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还揭示了社会变迁中关系运作的深层机制。关系社会学不再将关系视为个体获取资源的外部工具，而是将其看作理解社会行为的分析视角，由此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从概念创新到机制发现，从经验研究到理论建构，关系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积累了重要经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引进和借鉴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后者在特定时期对推动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学者需要深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突破长期以来依循西方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确立自身的理论主体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多被定位为西方理论的经验验证者或理论译介者，而非知识的独立创生者（边燕杰，2010，2017；边燕杰、马旭蕾，2024）。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直接导致学科的概念体系与研究问题的设定陷入被动，并限制了学科自主性的发挥。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既有西方理论常常出现假设与经验的错位，从而削弱了对本土经验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因此，如何基于中国发展实践，提炼具有普遍洞见的理论命题（李培林，2008；杨典、向静林，2022），并将其提升至全球学术对话的层面，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亟待回应且关乎学科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命题。
以社会关系议题为例，社会学领域已经积累了如布迪厄（Pi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理论（Bourdieu，1984）、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理性行动模型（Coleman，1988）等众多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关系（guanxi）实践时常显得力不从心。例如，虽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1973）得到了广泛验证，但边燕杰对中国求职市场的调查却发现，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往往是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关键优势（Bian，1997）。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文化表象，其中的深层问题在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假设与特定文化对关系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更没有充分考虑到关系在其他社会里作为一种核心社会资本，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存在方式。并且，社会资本理论多立足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本体论，强调工具理性与普遍性信任，而中国的关系则依托关系性的整体主义，其运作逻辑紧扣价值理性、情感维度以及基于长期互动的特定信任（翟学伟，1993；杨宜音，1999；边燕杰，2017）。正是这种预设差异，使得既有理论解释难以把握中国社会关系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本质。这种本体论冲突清晰地表明，当一个主导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特定的经验现实时，这种情况便明确预示着范式的失灵与范式转换的迫切需求（Kuhn，1970）。
正是基于既有理论的深层困境和范式突破的内在需要，本文将以关系社会学为例阐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关系社会学直接以关系为核心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在中国独特的本体论意义，从而避免了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所带来的概念失真。它深耕本土核心概念，在理论起点上就具备了与社会资本理论对话并实现根本性范式突破的可能（边燕杰，2010，2017；林南，2020）。尽管关系并非中国独有，但其在中国社会中的运作机制和文化意涵极具特色，这使得关系社会学处于一个天然的对话位置，既回应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挑战，又阐明自身独特的解释力。关系社会学的演进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缩影，它从经验挑战、机制分析、范式反思最终导向理论重构，昭示着中国经验孕育出具有全球意义的社会科学新范式的过程。
诚然，中国学界对关系这一本土概念的研究源远流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本土知识谱系，为关系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理论与文化基础。从费孝通（2012）的“差序格局”到金耀基（2002）、杨国枢（2004）、翟学伟（1993）等学者对关系的深入探讨，以及刘世定（2003）、周雪光（2005）等学者的制度分析，都构成了关系社会学发展的宝贵理论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关系社会学凭借其系统整合本土经验与经典理论的独特路径，展现出一定的理论成熟度和国际对话潜力，成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想范本。关系社会学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更揭示了关系中的非正式互惠、情感投入和道德约束等独特机制。同时，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开发“拜年网”等本土化测量工具（边燕杰，2004），实现了方法论的重大突破，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网络结构与运作机制的理解。关系社会学所发展的核心概念，将人情、伦理、道德、情感、信任等文化与社会结构要素熔铸于对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解中，在解释从个体人际交往到宏观社会治理等社会现象时，展现出强大的穿透力。
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超越个体主义的范式，成为强调共生、互惠与连接的社会理论典范。它旨在突出社会连接的伦理基础与情感维系。关系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将为全球社会应对信任危机、社会分裂等挑战贡献源自中国的理论智慧和创新方案。
二、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审视
（一）理论假设的文化嵌入性与本体论视角差异
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结构性局限，首先体现在本体论这一层面上。该理论的本体论假设源于理性人传统，它将个体视为社会分析的起点和归宿，认为个体拥有清晰的边界、独立的意志以及明确的利益，而社会关系则被简化为个体实现目标的外在工具（翟学伟，2008）。然而，在东方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个体并非孤立实体，而是嵌入多重社会网络的关系性存在。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个体的身份、地位和行为准则都根据其在网络中的位置来决定（费孝通，2012）。中国人的网络建构呈现差序性的“圈子”结构，圈子内部是“自己人”，基于血缘、姻亲、亲朋好友等强关系构成; 圈子外部是“外人”，熟、亲、信程度都很低，并且圈子与圈子之间缺乏联系。因此，中国关系资源的获得则是靠强关系和封闭圈（边燕杰、杨洋，2018）。
在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核心挑战源于个体主义本体论预设及其衍生的行动逻辑。该行动逻辑普遍基于理性选择，假定社会行动者在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中，主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来选择和维系关系。然而，这种假设本质上反映的是现代市场社会中的特定行动逻辑，而非普遍适用于所有文化情境中的社会行为规律。在中国，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常常服从于“情理法”秩序，即情感、道德和习俗仪式等。这意味着，情感和道德的考量有时比纯粹的工具理性计算更为重要，人们可能为了维护情谊、遵守伦理规范或遵循传统礼仪而投入资源，即使这在短期内不符合直接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翟学伟，1993，2004；阎云翔，2016）。例如，通过深厚情感和道德来维系的强关系，在信息传递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高于仅靠工具理性建立的弱关系，这与社会资本理论对弱关系的连接广度的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Bian，1997）。
除了行动逻辑上的差异，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对关系结构维度的理解也呈现单一化倾向。例如，格兰诺维特以经验一致性为前提，将关系强度定义为时间投入、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服务的综合（Granovetter，1973）。中国文化中的信任并非主要源于理性计算或契约化制度安排，而是作为情感与义务长期积累的自然产物，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关系性信任（杨宜音，1999）。这种信任模式突出的是情感与道德的生成性逻辑，而非单一的理性风险评估的工具逻辑。关系强度不仅体现为情感深浅与互动频率，更深层地隐含了社会义务、身份秩序等象征维度。因此，关系强度并非简单的连续变量，而是文化编码的多维架构（张文宏，2007）。与此类似，网络中心性常被视为权力的显性象征，这种认知源于西方文化对个人成就的突出强调和对竞争优势的直接认可，即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个体能凭借更广泛的群体联系和对正式权力或非正式影响的传递能力，有效地控制外部环境并降低行动不确定性，进而被赋予更高的信任度（赵延东、罗家德，2005）。这显示出东西方社会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异。上述例子都表明，简单移植关系结构属性的概念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本理论解释力的下降和对本土社会现实的误读。
（二）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资本机制再解释
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社会资本理论在解释机制层面显露出明显的局限。这些局限从经验的表层洞见延伸至方法论的深层关切，反映了该理论范式在理解中国社会时的内在限度，更凸显了立足中国本土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紧迫性。
首先，中国社会关系的经验现实深刻挑战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结构假设。以弱关系理论为例，其“禁止三角”（forbidden triad）的结构假设认为弱关系更能连接社会距离较远的群体，从而在信息传递中具有结构优势（Granovetter，1973）。然而，中国社会中强弱关系与社会距离的复杂交织，使得这一假设难以普遍成立。例如，帕克（Patrick S. Park）等基于大规模网络分析发现，关系强度与社会距离之间呈现“U形”关系（Park et al.，2018）。这表明，一旦社会距离与情感强度的关系被中国文化语境重新编码，西方理论预设的结构优势便难以成立。由此可见，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几何逻辑进行推演，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
其次，中国情境下信息传递的效率机制为现有理论提供了新洞见。西方社会资本理论普遍假设信息传递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功能，然而这一观点忽视了信息流动所依赖的动机基础与信任前提。研究表明，在特定文化情境中，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可信任的强关系分享关键资源，例如人们往往愿意将工作信息传递给朋友而非普通熟人（梁玉成，2010；林南、敖丹，2010）。因此，弱关系优势在中国情境中常被“强关系信任机制”取代。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社会资本运作的文化条件性，社会关系的结构优势并不必然提升其功能效率。
再次，中国社会现象的整体关联性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因果推理模式提出了方法论挑战。社会资本理论的因果推理模型建立在个体独立性假设上，这种模型在跨文化研究中面临严重的内生性偏误。正如缪（Ted Mouw）等学者所指出的，网络关系与个体的其他社会特征高度相关，简单的相关分析难以确立社会网络与结果变量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Mouw，2003）。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更是揭示了中国社会现象的整体关联与相互依存性，强调脱离特定文化情境的因果分析无法揭示社会真正的作用机制（费孝通，2012），从而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的独特运作逻辑。
最后，中国关系实践的制度嵌入性凸显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结构盲点。社会资本理论通常将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策略选择的结果，却往往忽视了个体行动深度嵌入制度安排与文化逻辑之中（Lin et al.，2001；李煜，2001；翟学伟，2008；周雪光、艾云，2010）。例如，中国求职者在获取就业机会时更倾向依赖强关系，该现象不仅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制度环境与关系逻辑之间的互动结果（边燕杰、张文宏，2001）。由此可见，中国的关系运作并非单纯源于个体的理性决策，而是在制度约束与文化规范的共同塑造下生成的社会实践。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难以完全捕捉这种由结构性力量决定的关系运作逻辑。
（三）范式转换的时代需求
当社会资本理论在本体论假设、机制解释与方法论等多个核心层面持续受到挑战时，我们所面临的便不再是局部性的理论修补问题，而是对现有理论框架进行整体性范式转换的迫切需求。科学发展中的范式更替，正是源于累积性异常对既有范式解释力的持续挑战（Kuhn，1970）。大量本土经验研究表明，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预测在中国情境中屡屡失效。这并非偶发的经验偏差，而是文化嵌入引发的范式冲突，问题根源直指理论的本体预设，而非操作层面的应用技巧。
这种范式冲突的深层机制在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文化特殊性与其普适性命题之间存在根本性张力。社会资本理论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与文化土壤，却在未经充分批判性审视的情况下，被普遍化地应用于非西方社会，从而形成一种带有文化偏置的普适主义。当该理论试图解释和预测超出其经验基础的社会现象时，异常现象便不可避免地持续积累，最终导致范式危机。
然而，正是这种危机为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本土理论带来了历史契机、开辟了理论空间。当既有西方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时，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新不仅获得了历史的正当性，而且有其现实紧迫性。中国的关系社会学正是在回应并剖析这一范式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其贡献不只是提供了经验层面的修正，更在于展示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理论建构路径。它并非对西方理论的参数或边界条件作局部调整，而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运作机制及社会关系对社会结构的生成性影响（边燕杰，2017；边燕杰、马旭蕾，2024）。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关系社会学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回答三个核心问题。首先，如何重新概念化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使其能够超越西方个体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局限，深刻把握“关系性存在”的内在逻辑？其次，在制度不确定性和文化特殊性的双重条件下，关系效用的作用机制呈现哪些独特的、动态演变的特征？最后，如何构建一个既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又具有普遍理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三、社会变迁中的关系实践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批判与对中国社会转型具体实践的分析相结合。在后文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历程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市场改革的制度框架尚处于探索与建构之中，关系主要发挥制度替代功能；21世纪以来，随着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关系转而主要发挥制度补充功能。正如引言所述，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不仅重塑了社会的行动逻辑，还使得关系实践的功能、机制与边界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和制度依赖性。现存的社会资本理论因对制度环境的静态预设和对关系本体论的单一解读，显然难以有效捕捉这种变迁，这正是关系社会学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
（一）制度环境、关系机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
中国社会的关系实践展现出一种在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重组中动态演化的独特逻辑。与西方以制度稳定为前提的分析范式不同，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长期处于快速变动与不确定状态（李培林，2008；周雪光、艾云，2010），这种现实使得关系不只是社会运作的附属机制，更成为制度运转的重要支撑与调节力量。制度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机制的情境依赖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的生成性，恰恰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关系实践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接下来对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分析中，本文将系统地从这三个维度来考察关系实践的变迁。
具体而言，制度分析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关系社会学关于关系具有制度替代与制度补充双重功能的核心发现。要理解这种功能转换的条件，需要把握制度环境的两个维度，即正式制度的规范程度和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后者之所以构成制度环境的维度，是因为市场竞争本身便是特定制度安排的产物。制度不确定性与关系重要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正式制度越不确定，关系的制度替代功能越突出；正式制度越完善，关系的制度补充功能越明显。在操作层面上，制度不确定性可通过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制度间的协调性以及执行的可预期性来衡量，而市场竞争强度则包括市场准入的开放性、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性，两者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多样的制度环境（边燕杰、张顺，2017）。关系机制维度体现了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多功能性，主要包括资源获取、风险分担、信息传递等（张文宏，2007）。关系通过这些功能适应不同制度环境，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韧性。这种机制不仅关涉个体策略选择，更体现出关系在社会整合与秩序重建中的结构性作用。社会结构维度则揭示了关系参与所形成的分层格局及其社会后果。从微观的个体流动到宏观的社会分化，关系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与强度共同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分配。它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资源获取与地位上升路径，也影响了群体间的权力关系与社会不平等格局（张文宏，2006，2007）。制度环境的变化通过功能选择效应和效率约束效应塑造关系机制，而关系机制又通过微观互动与宏观积累影响社会结构的演化，最终通过社会结构的反馈过程推动制度环境的再调整。
（二）制度转型探索时期
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剧烈转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这为我们探究制度不确定性如何激活关系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情境。这一时期，制度环境呈现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正式制度尚在构建过程中，法律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健全，制度间的衔接与协调也在不断磨合，这一点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中尤为明显。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其研究中已揭示此类制度安排所创造的机会结构的重要性（Walder，1995）。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强度相对较低，具体体现在市场准入的开放程度较高、竞争激烈程度相对较弱以及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性不足。正是这种典型的“高不确定性—低竞争强度”制度组合，营造了显著的“机会丰富型”环境，使得关系在这一环境中发挥了最大的制度替代功能。倪志伟（Victor Nee）在其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中发现，转型经济中能有效利用新兴市场机会的行动者将获得最大收益，而关系网络往往是识别和利用这些机会的关键机制（Nee，1989）。这一观点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充分验证，并进一步丰富了关系作为核心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Bian，2002；周雪光、艾云，2010）。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我们得以全面洞察关系机制的功能，其资源获取功能在要素市场较为不完善的条件下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资金获取主要依靠亲友借贷等非正式金融渠道（张文宏、雷开春，2008）；职业流动常常需要通过熟人推荐（边燕杰，2004；吴愈晓，2011）；技术获得依赖技术人员流动和非正式技术转让（孙晓娥、边燕杰，2011）。同时，风险分担功能在转型期的高度不确定环境中表现尤为突出，面对进入陌生城市后的生存适应、政策变动等挑战，由血缘、亲缘、地缘构成的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村集体依托集体经济提供的养老、医疗补贴等福利保障，为村民提供了有针对性的风险缓冲与生活支撑（李培林，2002）。此外，关系的信息传递功能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环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系网络不仅传播市场和政策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正式渠道中难以获得的深度信息和隐性知识（边燕杰，2004；孙晓娥、边燕杰，2011）。再者，关系的社会定位功能和身份建构功能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成为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识（尉建文、赵延东，2011）。“下海潮”现象则是社会成员试图转换关系资源作用空间的表现，大量体制内人员利用原有体制中积累的关系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体现了关系作为连接不同制度空间之桥梁的重要价值。
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功能不再仅仅是日常互惠，而是个体跨越城乡界限、获取商业机遇乃至进入新兴经济领域的关键跳板，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向上流动模式，并催生了基于连接而非等级的新型社会分层。这种关系的力量在多个社会流动渠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经商创业的浪潮与关系网络发展高度共生。早期民营企业家可能通过自身关系网络获得创业资源，这不仅帮助他们成功起步，而且逐步推动了这一渠道的制度化发展（边燕杰，2006）。专业技术渠道的发展依赖关系网络支撑，从企业层面来看，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组织间协作网络推进技术创新、提升业绩（李培林、梁栋，2003）；而在个体层面，技术人员靠社会网络获取资源、提升社会地位（林南、敖丹，2010）。在此过程中，社会分层格局发生了从以政治资本为主导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并重的深刻转变。经济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资本特别是教育资本开始发挥更大作用，社会资本本身则在各种形式的资本转换中发挥了关键桥梁作用。
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也是关系机制嵌入社会结构的具体体现。林南等指出，社会资本的积聚和运用往往具有累积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Lin et al.，2001）。不过新的流动渠道也确实为原本处于劣势的群体提供了向上跃升的机会。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极大地激活了关系的制度替代功能。关系机制在多重社会功能上的运作推动了社会结构重组。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反过来也影响了后续的制度改革方向，凸显了将关系视为核心的构成性社会力量来理解和研究的必要性。
（三）制度转型深化时期
进入21世纪，制度环境的深刻变革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促使关系的作用呈现功能分化、隐性化和复杂适应的新特征。首先，这一时期的制度不确定性虽有所下降但并未完全消弭，表现为法律法规体系还在逐步完善，政府职能进一步规范化，以及市场制度持续健全。然而，魏昂德的研究也提出，当时中国面临的是一种新型不确定性，即制度环境变化快速，规则处于持续调整之中，技术进步的挑战往往超前于规则制定（Walder，2002）。正是这种动态的不确定性为关系发挥制度的补充功能提供了空间。其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市场的竞争强度显著提升，且竞争规则日趋规范化（边燕杰、杨洋，2018；李晓光、郭小弦，2022）。
在这种环境中，关系机制的运作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功能分化。有研究发现，关系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领域性差异。在制度覆盖充分、竞争规则明确的领域，关系主要发挥制度补充功能，即在正式制度框架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进信任。而在制度覆盖不足、竞争规则模糊的领域，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制度替代功能（边燕杰、张顺，2017）。在就业领域，关系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促进人力资源有效配置和职业信息精准传递，而非简单的“走后门”。关系能够在获得面试机会以及正式录用等环节发挥加速功能与优势作用，而这些环节本应依赖个人能力（张文宏，2006；吴愈晓，2011）。这种“加速器”作用的存在，恰恰反向印证了此前所论及的，个人结构性优势转化为实际职业机会和成果时存在效率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并非完全高效，存在一定的摩擦或损耗，才使得关系的介入成为一种有效的弥补机制，帮助加速或优化资源的匹配与流转。
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与职业流动渠道的多元化，均与关系网络的作用机制紧密关联（边燕杰、杨洋，2019；边燕杰、马旭蕾，2024）。然而，我们也需警惕关系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分化效应。关系并非总是会促进社会公正，它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特别是当高质量关系资源过度集中时。毕竟社会资本既能促进流动，也能强化再生产。关系的分化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获取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社会网络的分割，以及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等方面。
基于两个阶段的制度转型经验，我们得以深入探究并总结中国情境下的关系实践。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社会资本理论可能带来的经验预测的失效。从改革开放初期“强关系优势”对格兰诺维特“弱关系优势”的直接反证，到关系作用的阶段性、领域性、隐性分化，中国经验在多个节点上未能印证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预测。其次是机制假设的文化与制度嵌入性。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将信任建立、资源动员、关系维护等机制视为普遍的个体行为，但中国经验表明，这些机制深嵌于独特的文化规范和制度情境，其运作逻辑是嵌入性、互惠性、情感性与工具理性交织的复杂统一体，这便是理性选择逻辑与情理法逻辑的差异。再次是本体论层面的根本挑战。西方社会资本理论遵循个体主义本体论，即将个体视为独立的主体，关系仅是个体之间的外在连接；中国经验则揭示了个体是在关系网络中被建构的，关系并非个体的外在附属，而是个体存在、意义构建和社会行动的构成性要素。最后，我们需认识到社会资本理论在动态性、制度依赖性及方法论上的局限。中国经验清晰地呈现了关系的作用如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性制度替代，转变为特定领域的制度补充和功能分化。这种制度依赖性与动态适应性恰恰是西方理论解释框架的盲区。从更深层次来看，关系与社会结构现代化之间存在深层的互动，关系既可能促进结构优化，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加剧结构分化。
四、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一）概念重构：从关系现象到本体论阐释
理论创新常源于对经验异常的敏锐洞察与深度探究。此前社会资本理论遇到的最显著的经验异常便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企业网络及社会支持等领域普遍存在的强关系优势。面对这一普遍现象，中国关系社会学并未止步于经验发现，而是进一步追问：为何西方社会网络研究基于关系强度的分类在中国经验面前解释力不足？这种差异又揭示了社会关系的何种本质特征？
中国社会的关系实践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深层逻辑。在现实互动中，人们评判关系的重要性，并非单纯依据互动频率、情感强度或互惠程度等表层指标，而是更注重关系的社会根基与情感纽带（杨宜音，1999；翟学伟，2004；Bian & Zhang，2014）。关系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中来源于其生成方式与社会基础，即关系如何被建立、维系，并嵌入何种社会纽带之中。例如，基于血缘形成的亲属关系，即便缺乏日常互动，仍被视为稳固、可靠且具有高信任度的“强关系”；而源于工作接触的同事关系，即使互动频繁，也可能被视为功能性、暂时性的“一般关系”。这种以关系根源为中心的判断标准，说明关系的“强弱”不仅是结构层面的量化特征，更是一种嵌入社会文化与伦理秩序中的质性存在。与此相比，西方社会资本理论通常将关系强度视为可度量的结构变量，强调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性的关系（张文宏，2003；赵延东、罗家德，2005）。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个体间的结构联系，却难以解释在中国社会中为何“少互动的亲属”比“常往来的同事”更值得信赖。中国的经验表明，若忽视关系的生成基础与社会嵌入性，就难以理解关系在资源获取、信任构建及社会整合中的真实运作逻辑。
概念创新还推动了本土测量工具的开发。这一测量工具的核心思想在于体现“关系即存在”的本体论取向，个体并非孤立的行动者，而是嵌入具体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的存在。为捕捉这种关系性存在的真实结构，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社会情境提出了“拜年网”的测量工具（边燕杰，2004）。该工具通过询问“今年春节你拜访了哪些人”，以春节拜年这一文化仪式为切入点，识别个体最具社会意义的核心关系网络。春节拜年在中国文化中是兼具情感维系与社会再生产功能的关键实践。个体选择性地拜访那些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人，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为情感亲近，还包含了社会义务、地位确认、文化规范与象征秩序等多重维度上的重要性（Bian，1997；边燕杰，2004；赵延东、罗家德，2005；尉建文、赵延东，2011）。因此，“拜年网”所捕捉到的，不是心理意义上的亲密关系，而是社会意义上的重要关系。它反映了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既具文化嵌入性，又具社会结构功能性的双重特征。西方社会网络研究普遍使用“定名法”（name generator）来识别核心网络成员，其典型问题是“在过去六个月中，你与谁讨论过重要的私人问题”（Ruan，1998）。这种方法体现了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对关系的心理学理解，即将关系视为个体情感联系的延伸。然而，这一框架难以捕捉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仪式性与结构性特征。“拜年网”方法的提出，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对“何谓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本体论回应。它以中国文化实践为基础，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范式，也推动了该领域从单一文化假设向多元文化视角的拓展。
（二）机制揭示：从实践模式到理论机制
概念重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为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真正的理论创新在于将经验洞察升华为对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的揭示。中国学者对强关系优势的探究正是循此路径，旨在阐明关系型信任的运作机制。在制度不确定性高、契约执行成本高的环境中，强关系提供了一种非正式但极其有效的信任保障。这种信任并不单纯由信息传递或重复博弈驱动，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规范、道德压力和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关系性信任（杨宜音，1999）。比如在民间借贷的实践中，借贷关系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旦发生违约，后果将超越单次交易的范畴。违约的行为不仅会直接损害借贷者与债权人的关联，更会侵蚀借贷者在整个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信用基础，并可能引发家族或同乡社群的道德审视乃至集体惩戒。这种非正式约束机制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时期，有效地遏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也降低了交易成本。
强关系优势同样体现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上。这意味着当个体寻求帮助时，强关系成员不仅拥有更强的意愿，还具备提供实质性支持的潜能。以1988年天津求职市场为例，研究发现强关系的作用并不限于提供职位信息，更重要的是能为求职者引荐、说情，乃至在关键节点施加影响力（Bian，1997）。此外，强关系网络还是个体应对各类风险的重要依托。这一机制在学界对东北农村的案例研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家族和邻里网络会自发启动风险分担机制，提供经济、劳动力和情感上的支持。这种风险分担使人们通过日常关系维护进行社会保险式的隐性投资，能在风险来临时转化为切实的支持，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效力（刘军，2006）。
然而，如果强关系优势如此普遍和强大，为何在新发展阶段这种优势会出现变化，而弱关系的作用开始增强？这就引出了中国关系社会学揭示的第二个核心机制：关系作用的制度依赖性。边燕杰、张磊（2013）提出了“制度洞”（institutional holes）的关键概念，指出在制度转型期，正式制度的缺失或失灵会创造出“制度洞”，而社会关系正是填补这些“制度洞”的重要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商品市场出现但竞争程度不高，关系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替代缺失的正式制度功能（边燕杰、张磊，2013）。但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这些“制度洞”逐渐被填补，当正式制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执行契约、分担风险时，关系的制度替代功能便会减弱。这里更关键的理论洞察是，制度替代功能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关系变得不重要，而是意味着其功能从制度替代转向制度补充。
中国关系社会学对强关系优势的探究及其运作原理的分析，发现这些功能的重要性随着制度转型的不同阶段而动态分化。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制度缺失，关系的风险分担和资源获取功能尤为突出。步入改革深化阶段，随着市场和正式制度的逐渐完善，关系的功能发生变化，关系的信息传递和社会定位功能的重要性相对提升，以适应更为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对精准信息及良好声誉的需求。这种功能分化解释了为何关系的作用展现出适应性转换，也印证了关系作用的整体模式是关系过程的产物，并在情境互动中不断被塑造和重构。
（三）范式转换：从个体原子论到关系整体论
概念创新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机制分析揭示了现象背后的因果过程，但真正的理论突破，往往需要更深层次的范式转换，需要提出新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框架，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空间。中国关系社会学在此层面最大的贡献，正是通过上述概念重构和机制揭示的知识积累，构建了一种关系本体论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的诸多社会行动难以用个体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求职者为何更愿通过关系而非市场途径找工作（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2004；吴愈晓，2011）？农民为何支持遭遇风险的亲戚（赵延东，2006）？对此，行动者常解释为“这是应该的”“朋友就该互相帮忙”“亲戚不帮还能指望谁”（杨宜音，1999；赵延东，2006；边燕杰等，2012）。这种“应该”并非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关系本身内在的道德要求与文化规范。许多看似个体行动之事，实则为关系行动。个体在行动时考虑了关系义务和道德期待。社会关系结构被视为能动的，它既是行动者实践的媒介，也是持续建构的结果。社会变迁则被理解为关系模式的转换、关系网络的重组以及关系意义的重新建构。
基于关系本体论，中国关系社会学进一步强调关系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过程，并提出了关系形成、关系维护、关系动员的多阶段分析框架，关注个体如何通过文化规范（如“熟人好办事”）、制度安排（如单位制度）、个体策略（如主动“拉关系”）等多种途径建立新关系。关系不是固定资源，而是需要持续投资的社会资本，个体需要在使用时激活社会关系，动员网络中的资源与支持（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2004，2006，2017；赵延东，2006；边燕杰、杨洋，2018；温翔麟等，2025）。关系动员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涉及请托、关系评估、义务协商、支持提供等多个环节，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的社会判断。
中国关系社会学的范式创新是基于知识交流与平等的创新，而非单向的知识移植或依赖性验证，其超越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关键在于展现出跨文化与跨社会类型的普遍解释力。中国关系社会学从理论依赖到创新、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过程昭示着，立足本土经验的理论创新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它能为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五、关系社会学的理论贡献与意义
（一）从理论依赖走向自主创新
关系社会学对本土知识体系的贡献，体现在它成功地将中国社会学从长期的理论藩篱中解放出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受困于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多数工作停留在对外来框架的印证和套用。正是在此背景下，关系社会学通过对关系这一本土核心概念的重新阐释，揭示了“强关系优势”等在中国情境下特有的社会影响力，成功实现了从验证他者理论到构建自身理论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范式上的质变，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独立思考与自主创新开辟了新天地，也为中国社会学奠定了坚实的主体性基础。
这种理论建构的进展首先体现在概念创新的原创性上。它超越了社会资本理论将关系工具性地理解为个体资源的认知局限，而将关系提升至社会现实基本构成要素的本体论高度，实现了从“关系即资源”到“关系即存在”的本体论转向。这一概念性突破改变了社会学分析的基本逻辑起点，使我们不再问“个体如何使用关系”，而是问“关系如何构成个体与社会结构”。通过对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层次化分析，中国学者构建了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关系特点的类型学框架，该框架内在地包含了权力和文化维度的考量，有效弥补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在这一层面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中国关系社会学通过对本土实践的深度挖掘，进一步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机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都实现了系统性创新，超越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个体主义预设，确立了关系本体论的基础地位。中国关系社会学还突破了静态分析的局限，发展出“关系形成—关系维护—关系动员”的动态分析框架，并强调了关系所承载的工具性、情感性、伦理性与文化性价值。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学领域一次深刻的学术范式变革，为中国社会学走向真正的自主性发展奠定了坚实而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本土经验与文化自觉的辩证统一
中国关系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确立了一种实践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本土经验与文化自觉的辩证统一。实践导向不是简单的应用研究取向，而是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要求。在这种模式中，本土经验不仅是理论验证的材料，更是理论创新的源泉。
本土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源源不断的问题意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制度转型过程、市场化与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以及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了关系社会学研究的独特语境。正是对“制度洞”下的关系替代、强关系优势的普遍性、人情伦理的深层作用等关系现象进行的深入观察与系统反思，才促使中国学者突破既有理论的解释局限，进而寻求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此意义上，本土经验并非是被动等待理论解释的客体，它主动向既有理论提出挑战，并不断激发新的理论创新。
关系社会学的发展，是在主动吸纳与批判性转化外来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土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并非被动接受西方理论框架，而是以自身的经验现实为出发点，在实践中对这些理论进行选择性借鉴和创造性转化。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概念、理论和方法，最初确实为本土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与概念语言，但中国关系社会学的关键贡献在于，在引入外来理论的同时进行再阐释与再建构，使其在中国情境中获得新的生命。通过与社会资本理论的深入对话，中国学者逐渐发现，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逻辑时存在局限，它难以捕捉以情感、道义和身份为核心的关系实践。正是在这种批判性反思中，中国关系社会学深化了对关系本体论意义的理解，提出了“情理法”等深具文化根基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运作的文化逻辑，也为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超越西方范式的分析视角。这种理论演进并非文化复古，而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创新路径，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与世界学术体系平等对话中的主体姿态：既能够吸收外来理论的分析概念，又能够以本土经验反哺理论创新，从而推动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与理论的全球共生。
（三）中国经验向普遍理论的创新转化
中国关系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形成面向世界的理论感召力，关键在于它以中国社会实践为立足点，同时主动参与全球社会学的理论对话，并试图实现从引进理论向提出理论的转换。中国经验所蕴含的普遍理论意义，并不局限于对本国社会的自我说明，还在于其揭示出的若干关系运作机制具备跨情境的解释潜能与预测价值。尽管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轨迹与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但关系在弥补制度缺位、缓冲制度不确定性、参与社会结构生成等方面的作用却并非中国独有。在现代化与制度重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社会同样呈现了非正式关系在资源配置、风险分担与秩序维系中的关键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关系社会学提出的关系保险功能，以及关于制度替代与制度补充之间转换机制的分析，不只是对中国社会的精细刻画，也为理解各类制度不确定情境下的社会运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理论工具。同时，中国关系社会学所倡导的以关系为存在根基的思考方式，为长期以个体主义为前提的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提供了重要的互补资源，共同拓展了人类对社会性存在及其互动秩序的认识边界。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面向普遍性的理论贡献，并非意在否定或取代既有的西方社会资本理论框架，而是在承认其情境适用性的基础上，对其内涵加以延展，对其边界进行外推。由此，中国关系社会学并非作为“他者”出现，而是以来自东方社会经验的独特洞见，参与重塑全球社会学的知识版图，为世界社会科学增添了一条新的理论路径与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六、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启示
关系社会学作为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实践的研究传统，其理论创新过程本就是我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缩影。基于前文对关系社会学从实证发现到理论建构的演变过程的梳理，结合近年来学界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相关讨论，我们尝试提炼出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与启示。
（一）问题导向与知识生产
关系社会学的发展始终围绕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展开，体现了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城市居民求职过程的研究，到对企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分析，再到对社会支持网络和阶层分化的考察，关系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笔者和阮丹青等学者对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的调查研究，以及此后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阶层差异的分析，都是在这一问题导向的框架下展开的（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文宏，2006）。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导向并不等于简单的应用研究。陈光金（2023）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理论建构的辩证统一，既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提出的重要现实课题为导向，又要进行具有学理逻辑的系统化理论建构。关系社会学的启示正在于，它能够从具体的经验问题出发，提炼出具有理论普遍性的命题。例如，从中国求职市场的研究中发展出的关于制度环境与关系功能互动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也为理解其他转型社会的类似现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对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可以深入挖掘的“富矿”。本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社会转型实践，为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基础。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处于持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这种制度环境变化中的复杂性，为研究社会关系的功能及其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发展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创造了条件。
（二）经验异常中的理论敏感性
关系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源于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经验事实，即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更多地依靠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来获得工作机会（Bian,1997）。该发现与基于美国社会提出的“弱关系优势”理论（Granovetter，197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如果只是将中国的经验发现视作西方理论的一个“例外”，研究者最多只能得到一个消极的结论，那就是弱关系命题在中国不适用，这对理论发展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关系社会学研究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并没有将中美之间的这类差异简单归结于文化特殊性，而是转向进一步探究这种经验结果不一致背后蕴藏的社会关系运作机制的差异。这种探究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理论自觉，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深入理解西方理论所暗含的核心假设，更要对本土经验保持敏锐的观察。当“强关系优势”在中国社会的求职、创业等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得到证据支持时，它揭示的就不再是偶然的文化差异，而是指向了社会关系运作的某种普遍机制。
陈云松（2025）讨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时指出，中国社会学需要形成“以中国为观照”的想象力，以足够的敏锐度捕捉被既有知识体系忽视的内容，把它挖掘、拓展、提炼为中国社会研究的自主议题。本文认为关系社会学的发展经验为此提供了具体例证。经验异常的识别只是理论发展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能否从中发现值得探究的理论问题，这需要研究者对西方理论保持一种批判式的警觉。
（三）从描述到解释的理论提升
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主要纷争是由概念界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分析层次的不同造成的（张文宏，2003）。关系社会学则是试图超越这些争论，从机制层面深入分析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这与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即仅仅识别经验异常是不够的，需要从表层的经验描述转向深层的因果分析。关系社会学在这方面有重要探索。在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初期的正式制度缺失创造了大量需依靠非正式关系填补的空间，而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正式制度逐步完善，关系的作用逐渐从制度替代转向了制度补充。同时，关系社会学还深入分析了强关系优势背后的信任机制。杨宜音（1999）把中国社会中基于长期互动和道德约束的信任定义为关系性信任，指出在制度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这种关系性信任提供了一种非正式但极其有效的交易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强关系在中国社会有持续优势。
冯仕政（2022）关于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指出，真正的范式革命必须是根本性的，不能止于小修小补。关系社会学对深层机制的揭示是其能够实现理论突破的重要基础。如果研究仅停留在描述中国经验现象与西方理论预测的差异，不能深入分析差异背后的因果机制，所谓的本土化研究就只是对西方理论的否定，而无法将经验与理论的不一致转化为积极的理论建构。因此，机制分析是连接经验发现与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
（四）概念体系与方法工具的本土化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视角，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面向抽象社会结构的间接理解，而是直接分析关系的有序安排。关系社会学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它不仅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工具，还发展出一套有本土特色的概念体系和测量方法。中国学者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情感性资源（如信任、义务、恩惠）与工具性资源（如信息、权力、经济支持）的总和，并提出了关系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保留资源嵌入网络的一般性特征的同时融入了关系的本土属性（边燕杰，2017）。陈光金（2023）讨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时，把学术体系建设的关键概括为论、史、法、用四大支柱，强调概念创新要基于对本土经验的深入理解，而非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关系社会资本就是有标识性意义的本土概念，它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特征，为理解社会关系运作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与概念创新同步的是测量工具的发展。在中国文化中，春节拜年不仅是维系情感的仪式，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机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从情感亲近、社会义务、地位确认等多个维度对重要关系的确认，筛选出的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载体（边燕杰，2004）。区别于传统文史哲学科的文献研究，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在于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捕捉依然活在民间的文化（刘亚秋，2025）。“拜年网”方法的成功在于它既扎根中国文化实践，又满足科学研究对系统性和可重复性的要求，为其他研究领域的方法本土化提供了经验。
（五）批判性对话与学术主体性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学术上的自我封闭，相反，它需要在开放的学术交流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关系社会学研究既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实践，又始终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中寻求理论突破，体现了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的有机结合（张文宏，2007）。时至今日，“关系”（guanxi）已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入了国际社会学的话语体系。洪大用（2022）指出，中国社会学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进行原创性的理论创新，不应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框架内亦步亦趋。关系社会学的发展经验表明，真正有价值的本土理论必然具有普遍性意义，但这种理论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李培林（2022）近年来倡导“新发展社会学”，强调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自主的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这一努力与关系社会学的探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指向在理解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进而为国际学术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以关系社会学为代表的本土理论创新将继续发展，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也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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