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开头那几天，中南海出了桩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高层正开着会，毛主席冷不丁打住话头，也没个铺垫，直接发问：“谭政人呢？
在哪儿？”
这一嗓子出来，满屋子人全傻了眼，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咋都这反应？
没别的，这名字在当时的圈子里，是个“忌讳”，整整八年没人提过。
大伙儿心里明白，谭政这俩字，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他那是响当当的开国大将、以前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大管家”；陌生，是因为打从1966年冬进去了，他就跟石头沉大海似的，死活都不晓得。
这时候谁敢乱搭茬？
弄不好就要担政治责任。
可主席这一问，意思再明白不过：甭管他头上顶着啥帽子，我想见这人。
就这一句话，底下人立马动起来了。
翻箱倒柜查档案，人还活着，就在山西蹲大狱呢。
上头的命令紧跟着就下来了：立马放人。
旁人看这是谭政命大，或者是老战友念旧情。
可你要把日历往前翻，就会发现这哪是运气，分明是一笔攒了几十年的“老账”该结了。
谭政到底干了啥，能让主席在那种节骨眼上，还惦记着他？
这事儿得从1944年说起。
那会儿，谭政干了件要把心血熬干的大事。
任务倒是简单：写个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结。
那时抗战正僵持着，队伍里头其实有争论，到底是只管打仗，还是思想也得抓？
换个普通人，大概齐摆点数据，喊两句口号，这差事也就交了。
谭政偏不。
他把自己锁窑洞里，没日没夜地磨。
警卫员送饭进去，好几回瞅见他握着笔趴桌上就睡过去了，醒过来抹把脸接着写。
写废的稿纸，那一筐筐往外抬。
他心里有本大账。
那时候咱的队伍，枪炮比不过日本人，吃穿比不过国民党。
拿啥赢？
谭政在报告里把“底牌”亮出来了：人是第一位的。
这话听着像大道理，可在战场上，这是保命的法子。
既然家伙事儿不如人家，那就得让拿枪的人，变成最硬骨头、最机灵、最不怕死的兵。
搞政治工作不是光动嘴皮子，是把“人的本事”榨到极限。
报告递上去，主席看了乐得不行，批了一句名言：“谭政者，谈政也。”
这五个字，把谭政的位置钉死了。
他成了这行当的招牌。
他这一套理论，实打实解决了中国军队怎么“以弱胜强”的根本问题。
可偏偏这套道理，后来碰上了硬茬。
1959年，形势变了。
军委扩大会上，谭政照旧讲他的政治工作，还是老一套：抓思想，抓人。
这回，有人要把桌子掀了。
反对的主要是林彪那边的人。
理由直截了当：当兵就是打仗的，整天搞政治，会不会耽误练兵？
能不能指挥打仗？
这说白了，是两种“带兵路子”打架。
那边觉得，现代打仗靠的是坦克大炮技术流，政治工作是打下手的；谭政死活不松口：不管装备多牛，开枪的总是人，不搞清楚“为谁卖命”，枪再好也是烧火棍。
这本来是个学术探讨，可在那个年头，瞬间变成了路线站队。
大帽子直接扣下来：“反党宗派”、“冲击军事”。
谭政一下子被打蒙了。
讲了大半辈子的真理，咋成罪过了？
可他骨头硬。
面对那些指指点点，他没像别人那样赶紧写检讨、转风向、划界限。
他就是轴。
这种轴，不是不懂变通，是他心里那笔账算得太明白：要是军队没了“魂”，成了只知道杀人的机器，那跟旧军阀有啥两样？
遗憾的是，1960年那会儿，没人听得进理智话。
谭政被撤了职，等到1966年，直接进了班房。
这一蹲，就是整整八年。
这八年，是谭政日子最难熬的时候，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成色。
号子里发生过这么个事儿。
看守让他写材料交代问题，最后得签字。
按规矩，成了“阶下囚”，哪还有什么头衔，连名字都不一定保得住。
可谭政提笔，一笔一划写下几个字：“原总政治部主任”。
估计看守看了都想笑：都混成这惨样了，还摆什么架子？
但在谭政心里，这可不是个虚名。
这是他在亮明身份。
他在告诉审讯的人：我这职务，是党中央给的，是历史定的。
你能关我的人，但你抹不掉我给党干活的事实。
只要我没干坏事，我就配署这个名。
后来转到山西侯马的大牢，那条件更没法提。
岁数大了，吃不饱，加上白内障，眼睛基本就是个摆设。
逼他写材料，他就忍着疼，眯缝着眼，跟蚂蚁爬似的往纸上写。
为啥这么死心眼？
因为他信一条：历史是讲道理的。
只要自己没变节，只要那套“人是第一”的理没错，这笔账早晚得翻过来。
他在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1975年主席那句问话。
好多人觉得主席是想一出是一出，其实不然。
到了1975年，天色微变。
林彪集团倒台了，军队得回正道上。
这时候，自然就想起了当年那个最懂“怎么搞政治”的人。
主席问“谭政去哪了”，其实是在问：“咱部队的好传统去哪了？”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工作人员在山西大牢找到谭政时，老头儿已经69岁了。
八年折磨，满头白发，背驼得厉害，眼睛更是坏得差不多了。
可他迈出大门的时候，腰杆子还是挺的。
出来后，官复原职。
按说受了天大的委屈，身子骨又垮了，该养养鱼、遛遛鸟，享几天清福。
要不，按有些人的脾气，这时候该去找当年的冤家算算账，撒撒气。
谭政偏选了第三条道。
他开始玩命干活。
眼睛看不见，就让秘书念给他听；手哆嗦写不了，就嘴说让秘书记。
他把年轻干部叫来，一聊就是大半天。
翻来覆去讲的，还是那句老话：“人的因素永远是决定性的。”
他是想把这八年耽误的课，全补回来。
晚年的谭政，老想起井冈山的日子。
1928年，他才22岁，给主席当秘书。
那会儿穷啊，红军路过老乡家，借一粒米都得写欠条。
当时好多人不明白，打仗命都快没了，还讲究这个？
谭政那时候就立了规矩：欠条必须打。
这关乎红军的脸面。
你看，从22岁在井冈山立规矩，到69岁出狱抓建设，谭政这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
不管是借粮写条子，还是写报告谈政治，哪怕是在大牢里坚持署名，他都在护着这支队伍的“魂”和“规矩”。
他心里明镜似的：枪炮能造、能买，但这支队伍要是没了魂，那就真完了。
这也是为啥主席在关键时刻能想起他。
因为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谭政代表的是一种定心丸，一种经过战火考验的、关于“人”的硬道理。
这种真理，哪怕关在监狱里八年，也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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