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的北京寒风刺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溥仪翻到一封刚送进来的家信，看到三妹韫颖的近照，久久盯着发呆。照片上，她裹着旧呢子外套，身旁摆着一只破手提箱。谁能想到，那位小时候剪指甲都要宫女轮班服侍的格格，如今靠沿街兜售香烟为生。与此同时，千里之外，中央文史研究馆长章士钊正伏案写下一封长达数千字的推荐信，准备连同这张照片一道送往中南海。
时间得往前拨一年。1954年秋，章士钊在琉璃厂旧书摊发现《满宫残照记》，翻到韫颖写给溥仪的十余封家书。信中，她时而抱怨小贩围堵，时而自嘲“贫女无米以炊”，却仍不忘在末尾用一行娟秀小字写下“愿与黎庶同甘”。章士钊爱惜这一份灵气，更惊讶于她的落魄境况，当即托人找到了载涛。三天后，在东四牌楼附近的胡同口，章士钊看见韫颖扶着八岁儿子吆喝卖烟卷，声音沙哑却还带着一丝宫廷腔。他心里一酸，暗道：这要是搁在旧朝，她起码是位端坐后殿的郡主。
有意思的是，韫颖对自己的处境反而看得淡。“一个朝廷垮了，就像旧树倒了，我这片叶子自然随风落地。”她这样回应章士钊的关切。可惜，落地之后的困顿远比她预想更艰难。婆母病重，三个孩子待哺，家里唯一值钱的还是父亲载沣留下的两间老屋，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她常拿旧报纸糊窗，“风小了，心里就暖一点”。这番经历，为她那封自述信增添了刺目的真实。
1955年元旦清晨，章士钊进了西华门，亲手把信件与照片呈递中央办公厅。毛主席抽出照片，看了良久，只简单批下两个字：“同意”。在自述背面，他又添了一行：“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有志气的人。”随后周恩来主持具体安排，几位老同盟会出身的顾问也附议，没有人反对。
春天来临，东城区政协名单公示，新委员队伍里出现了“爱新觉罗·韫颖”五个字。街坊们愣住了——那位蹲地摊儿的妇女居然成了政协委员？韫颖得到正式通知时，第一反应竟是自责：“以前只晓得卖烟，真丢皇家脸。”八岁的儿子扑进她怀里小声说：“娘，咱以后还卖不卖烟？”她摸摸孩子脑袋，答得干脆：“不卖了，妈去上班。”
此后，她每周两次到区政协参加学习，白天记录民意，夜晚赶回家缝补孩子的旧棉衣。政协里不少年轻干部对这位前格格心存好奇，韫颖却主动要求从最基础的打字抄写学起，还自掏腰包买来《共同纲领》和《资政新篇》互相对照研读。不得不说，她的学习劲头让同事们刮目相看。
1956年夏，毛主席批准韫颖与载涛赴抚顺探望溥仪。火车进站前，韫颖犹豫着问：“见面后该怎么称呼？”载涛想了想：“就叫大哥吧。”铁门打开的瞬间，她轻轻喊了一句：“大哥。”溥仪眼圈发红，抖着嗓子说：“妹子，你变了。”这句不到十个字的对话，却像把刀子划开了十多年兄妹的天堑。
探视结束，当地报刊记者问她有什么感想。韫颖只说了一句：“改造好的人，都有明天。”这句朴素的话，后来被学习小组当作标语贴在墙上。谁能料到，一位昔日锦衣玉食的格格，会在工人师傅的研讨会上讲述扫大街的心得。
1957年，丈夫润麒撤销管制归家。夫妻俩搬进了东直门附近一套两居，房虽小，却是新砖新瓦。润麒隔三差五去王府井友谊商店打钟点工，她在政协写材料。街坊恭喜时，韫颖总爱抬手摆摆：“中央和主席待咱家真不薄，可别给我戴花。”主动淡化出身，是她一直坚持的底线。
1960年除夕夜，周恩来在怀仁堂设宴，席间随意对她说：“你是区政协，我是全国政协，我们互称同事合适吧？”简短一句，令这位性情内敛的女子哽咽失声。那天过后，她干脆把仅剩的丝绸旗袍剪成布条，缝成坐垫送给邻里，理由是“穿不到了，留着碍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韫颖曾应邀到几所中学讲“京城风俗变迁”。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讲紫禁城里的规矩，也讲鬼市上的讨价还价。学生问：“格格真的不识铜板吗？”她笑：“小时候真没见过，可我现在辨假币可准了。”教室里笑声一片。
1992年初冬，韫颖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静静离世。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一只旧藤箱，里面除了一本《满宫残照记》，就只有多年来的政协工作笔记。扉页抹得发黄，却还留着当年毛主席的勉励：“变成了有志气的人”。那一行字，始终被她用薄绢仔细包裹，完好无损。
韫颖的一生跌宕。宫墙之内，她是被皇兄宠爱的三格格；市井之中，她是推着木车的小贩；走进政协会场，她又成了普通一员。历史沉浮，个人荣辱，在她的轨迹中交织。有人说她幸运，也有人说她坎坷，但无论评价如何，那张寄往中南海的照片，确实让一段旧帝室血脉与共和国的制度产生了交汇。至此，清宫旧梦与新中国现实之间，不再只是隔着深宫红墙，也跟随时代脉动，完成了一次鲜活而生动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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