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延安那个著名的窑洞里，一份绝密电报让空气都凝固了。
这封电报不是求援，不是报捷，而是一封“辞职信”。
写信的人叫罗荣桓，那时候他是115师的政委，后来更是咱们共和国的元帅。
可就在这封电报里，这位平日里泰山崩于前都不眨眼的铁汉，心态彻底崩了，直截了当地跟中央摊牌：我不干了，谁行谁上吧。
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就像是一家刚上市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突然在董事会上拍桌子要裸辞，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当时的山东那是抗战的“必争之地”，115师更是王牌中的王牌，主帅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撂挑子，这不仅仅是个人情绪问题，简直就是往中央的心窝子上捅刀子。
能把罗荣桓逼到这份上，当然不是因为日本人的刺刀太硬。
说白了，这是一场严重的“内伤”。
不怕敌人哪怕这就是狼，就怕战友突然成了中山狼，那种被自己人背刺的感觉，比中枪还疼。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两年。
115师刚进山东的时候，那是顶着“平型关大捷”的光环去的，老百姓看着这支队伍眼睛都放光。
可谁也没想到，这支光荣的队伍一脚踏进花花世界，有人腿就软了。
最先出事的，是个大人物——115师参谋长周昆。
这人资历老得吓人，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的井冈山，那是绝对的“元老派”。
1938年2月，他去八路军总部开会，顺道领了3万块法币的军费。
那时候的3万法币是什么概念？
那就是巨款，能把这一万多人的部队养得肥肥的。
结果呢？
周昆把这笔钱揣进怀里，就像一滴水进了大海，没影了。
他把警卫员扔在半路，自己带着钱人间蒸发。
这事儿一出，整个115师都懵了。
大家第一反应不是愤怒，是难以置信。
一个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居然为了钱当了逃兵？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把大家的信仰给按在地上摩擦。
周昆这一跑，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紧接着，各种烂事儿就像排队一样来了。
下辖的郯城县，县长翟新亚本来是个老红军，以前打仗也是把好手。
可一旦手里有了权，管着一个县的财政，这人就飘了。
他把县政府变成了自己的生意场，拿着公款倒买倒卖，这还不算，私生活更是乱得一塌糊涂。
今天包养个地主家的小姐，明天勾搭个商人的姨太太，整天花天酒地。
当地老百姓背地里都骂：这那是八路军，这比之前的旧军阀还黑！
罗荣桓知道后气得发抖，虽然立马把人抓了撤职，但那种“队伍不好带了”的无力感，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伤了皮肉，那“黄励自杀案”就是诛心。
黄励是个老实巴交的干部，在之前的运动里被冤枉了，虽然最后平反了，但心里那个疙瘩死活解不开。
再加上当时他看上了一个女同志，表白被拒，双重打击下，这哥们儿一时想不开，在屋里上吊了。
这事儿让罗荣桓特别难受。
那时候部队只顾着打仗、扩地盘，完全忽略了人的心理问题。
一个老革命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的情绪里，这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工作的重大失职。
但真正把罗荣桓推向悬崖边缘的，是1940年8月的“南大顶杀俘事件”。
那时候代师长陈光指挥部队打一个土匪窝，那是真刀真枪地拼命，战士们牺牲了不少。
好不容易把山头攻下来了，抓了一批俘虏。
底下的几个连排长，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脑子一热，把纪律全抛到了脑后，直接把这批俘虏给突突了。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优待俘虏，那是八路军区别于旧军队的底线，是铁律。
这事儿一传出去，115师在山东的政治声誉瞬间跌停。
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积压在罗荣桓的心头。
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桃裕村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
这说是开会，其实就是一场针对115师的“批斗大会”。
朱瑞那时候年轻气盛，那是从苏联回来的“洋派”，理论一套一套的。
他拿着小本本，把115师的问题一条条列出来，整整批评了几个小时。
朱瑞的话说得特别重，大意就是：你们115师虽然能打仗，但这作风简直就是“流寇”，是“军阀主义”复辟，如果不彻底整顿，这就是一颗毒瘤！
很多时候，压垮一个人的不是千斤重担，而是那根名为“不被理解”的稻草。
罗荣桓坐在那里，脸色铁青，一句话都没反驳。
作为政委，不管是周昆跑了，还是俘虏被杀了，他确实有责任。
但他心里也委屈啊，部队从山沟沟里出来，环境变了，面对的诱惑多了，这属于“水土不服”，怎么能一棍子打死说成是路线错误呢？
会后，心灰意冷的罗荣桓觉得自己辜负了中央的信任，这才有了开头那封“辞职电报”。
好在，延安方面那是高手如云。
毛主席一看电报，眉头一皱，但他太了解罗荣桓了。
这就是个老实人，如果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撂挑子。
毛主席没有批评罗荣桓，也没有全听朱瑞的一面之词，而是派出了刘少奇，亲自去山东“断案”。
1941年，刘少奇到了山东。
这位中央大员没有急着开会定调子，而是换上便装，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根据地里走访。
他跟战士聊，跟老乡聊，把情况摸了个底儿掉。
最后，刘少奇给出了一个非常公允的结论：115师虽然有毛病，但这支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大方向正确的。
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是环境巨变带来的不适应，绝对不是什么“流寇主义”。
同时，刘少奇也严肃批评了朱瑞：看问题太主观，搞教条主义，伤了前线将士的心。
为了彻底解决“党政军打架”的问题，中央最后拍板：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
这其实也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罗荣桓逐渐挑起了党政军一肩挑的重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山东王”。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其实特别真实。
它告诉我们，哪怕是像115师这样的传奇部队，也不是生来就完美的。
在创业初期，他们也面临过贪污、逃跑、纪律崩坏的至暗时刻。
但这正是这支队伍牛的地方。
他们没有捂盖子，而是在激烈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压力下，硬是靠着自我革命，把这些脓包一个个挤掉，最终从一支单纯的打仗队伍，进化成了一个能管理千万人口、运作庞大根据地的成熟政权。
伟大的队伍不是不犯错，而是犯了错还能爬起来，顺便把坑填平了接着跑。
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
毛主席悲痛得几天吃不下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吊罗荣桓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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