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拨回1910年，巴黎的夜晚总是透着一股子暧昧。
在一座有些年头的豪华宫殿里，名为欢迎大清代表团的晚宴正热闹着。
头顶的水晶灯晃得人眼晕，墙上全是值钱的油画，法国这边的头面人物端着酒杯到处寒暄。
变故发生在灯光切换的那一瞬间。
节奏感极强的音乐猛地炸响，一帮舞者冲上了台。
刚开始动作还算规矩，可随着鼓点越来越密，台上这帮人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身上的布料倒是越来越少——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出脱衣舞。
搁在当年的巴黎，这可能被叫作先锋艺术或者余兴节目，可对于那帮留着辫子的清朝官员来说，这简直就是把一颗精神炸弹扔到了饭桌上。
场面一下子变得极有意思：
绝大部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是本能地把脑袋垂到了胸口。
有的实在没地方躲，索性掏出手帕，要么就扯起袖子把脸盖得严严实实。
在他们从小背诵的儒家经典里，这叫“非礼勿视”。
仿佛只要往台上瞟一眼，自己的人格就脏了，就对不起读过的圣贤书。
偏偏有这么个例外。
这人没躲，也没挡脸。
这人名叫许世英。
这反常的一幕，被旁边盯着场子的法国记者给瞅准了。
这记者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专门爱找茬。
他瞅瞅那一排恨不得钻地缝的中国官员，再看看淡定得像尊佛的许世英，心里明白：大新闻来了。
他硬是从人堆里挤过去，把话筒怼到许世英跟前，嘴上客气，话里全是坑：“许先生，对于今晚这种特殊的表演，您怎么看？”
这一问，简直就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
咱们来盘盘当时许世英面临的死局。
摆在他面前的其实就三条道，可惜条条都像是通往悬崖：
头一条道：跟同僚们一样，摆出一副又羞又恼的样子。
坏处是：把东道主得罪死了。
人家好心好意请你看“法式风情”，你板着个脸装圣人，这就叫给脸不要脸。
在外交这种场合，这种尴尬能要了亲命。
第二条道：竖起大拇指，夸这舞跳得带劲。
坏处是：回国就得卷铺盖走人。
那时候大清虽说快咽气了，但那帮老顽固势力还大着呢。
堂堂朝廷命官在洋人地界盯着裸女叫好，这顶“伤风败俗”的大帽子扣下来，仕途算是彻底凉了。
第三条道：装傻充愣，打太极拳。
坏处是：等着被西方报纸群嘲。
记者肯定会写“东方官员面对现代艺术吓傻了”，顺手再给“中国愚昧落后”的刻板印象添把柴。
换成一般的官员，这时候大概率会支吾半天，或者红着脸借故尿遁。
可许世英不是一般人。
他在开口之前，脑子里转的根本不是什么“礼义廉耻”，而是这十几年来在官场摸爬滚打练出来的顶级直觉。
要想听懂他后面那句神回复，得先翻翻他的老底。
许世英二十四岁就进了刑部。
刑部那是啥地方？
那是全天下最阴暗、最复杂、血腥味最浓的衙门。
他在刑部干的活儿，就是审理重案。
不光得啃卷宗，还得去现场，看尸首，直面人性里最烂的一面。
在这种高压锅里待久了，神经早就练得跟钢丝一样硬。
后来清廷搞新政，弄了个巡警部，他又被调去管治安。
那会儿的巡警部，对付的是越来越精的大城市犯罪。
扒手、抢匪、地痞流氓，许世英天天跟这些下九流打交道。
在巡警部，他不光得抓贼，还得当教官，教新警察怎么按规矩办事，怎么预判坏人的下一步。
他经手过无数让人头大的突发状况，练就了一身本事：越乱越冷静，迅速把情绪撇干净，只盯着事实看。
对于一个见惯了杀人越货、在社会最底层泥潭里滚过的司法官来说，几具没穿衣服的肉体算个屁？
在他看来，这玩意儿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算啥高雅艺术，它就是一个现象，一个摆在眼前的客观事实。
再说，这次他来欧洲，那是带着正经差事来的。
1910年，他挂着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头衔，专门出来考察“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
就在到巴黎前不久，他在美国华盛顿刚参加完国际大会。
在那会上，全世界的法律大拿、监狱改革专家凑一块，聊的是怎么把犯人改造成人，怎么讲人道。
许世英在会上没少发言。
他用英语（那会儿配了同声传译）讲了大清怎么搞监狱改革，怎么把严刑拷打变成教手艺。
他不光说，还竖着耳朵听。
英国人聊怎么给犯人分类，美国人聊怎么搞心理疏导，他全都记在了脑子里。
散了会，他又带着队伍把欧洲跑了个遍。
在伦敦，他钻法院、下监牢，看人家怎么审案子；
在柏林，他去法学院蹭课，看德国人怎么教法律；
在罗马，他跟法官掰扯民事纠纷该咋判。
这一圈跑下来，足足十个月。
这种巨大的跨度，反倒让他有了一种上帝视角。
他来这儿，是来“睁眼看世界”的。
要是连个跳舞都不敢正眼瞧，还得捂着脸装纯，那还考察个屁的司法、改个鬼的制度？
所以，当那个法国记者带着一脸坏笑把话筒递过来的时候，许世英心里的算盘早就打好了。
不能急眼，不能硬夸，更不能躲。
他得找个法子，既能保住大清官员的体面，又能给法国主人留足面子，顺带手还得秀一把自己的智商。
于是，他抛出了那个后来被人传颂了很久的答案。
他先是笑眯眯地冲主办方道了谢，这是外交礼节，一点不少。
紧接着，他盯着那个记者，用一种轻松调侃，甚至带点儿学术探讨的口气说道：
“这表演嘛，不光是艺术，我看搞不好还能‘促进人口增长’呢。”
话音刚落，刚才还死一般寂静的场子瞬间炸了。
法国宾客们先是一愣，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心领神会的哄笑。
这句话简直绝了。
头一个，它承认了表演的“功能性”——确实刺激，确实性感，确实能让人有点想法。
这比假模假式地扯什么“艺术”要实在得多，法国人就吃这种法式的直爽。
再一个，它把这种“低俗”的生理冲动，一下拔高到了“人口增长”这个挺严肃的社会学议题上。
这就把下三路的事儿，瞬间聊成了上三路的话题。
最要紧的是，这是幽默。
在外交场上，幽默那是最高级的防弹衣。
它把尴尬化了，把敌意消了。
那帮原本等着看笑话的洋人，突然发现这位来自东方的官员并不是他们脑补的那种死板、僵化、只会磕头的满清老古董。
他懂人性，懂生活，甚至还懂点法式的调情和俏皮话。
那个提问的记者也服气了。
他原本想炮制一篇《清朝官员面对裸体吓尿了》，最后却写了一篇猛夸许世英风度和脑子的报道。
欧洲人开始重新打量这群留辫子的中国人——原来他们中间，也有这么通透、这么自信的人物。
如今回过头看，许世英在那个晚上的表现，其实就是一道分水岭。
那些捂着脸不敢看的官员，代表的是旧日子的惯性。
他们怕不一样的东西，碰到冲击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缩头乌龟。
而许世英代表的，是一种刚冒头的新派官员气质。
他不怕看。
因为他心里有底。
他在刑部见过人心有多黑，在巡警部管过世间有多乱，在欧美见识过制度有多新。
他的自信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对这个世界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靠“捂眼睛”来维持那点可怜的纯洁，而是敢盯着一切看，然后用脑子去拆解它，甚至拿它开涮。
1910年的那个巴黎之夜，许世英用一句玩笑话，给那个摇摇欲坠的旧帝国，抢回了最后一点现代化的脸面。
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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