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初，最高国务会议的会场里气氛颇为轻松。毛泽东环顾四周，突然笑道：“有位老先生批评我好大喜功，我很受用。”随手翻开笔记，他报出名字——张奚若。参会者一愣，继而抚掌。就在不久前，全国整风刚刚落幕，这样的场景不多见，而张奚若那句“好大喜功”，也因此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的旁注。
追溯这位“老先生”的来路，需要把时间拨回六十多年。1898年3月12日，张奚若出生于山西汾阳。家境殷实，少年时已通读经史。1911年武昌起义突如其来，13岁的他跑到街口听游行队伍高呼“共和万岁”，从此对封建王朝彻底失望。辛亥年冬，他拉着同学贴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语，被校长训诫。有人劝他谨慎，他撂下一句：“怕什么，天塌不下来！”这种直脾气贯穿一生。
1919年春，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课堂上，教授问何为“公民权”。张奚若用流利英文答：“人的尊严与国家法理的交点。”同学们侧目，教授记下他的名字。1924年，他带着硕士学位返国，先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清华大学教授。讲课时常把粉笔掰两半，一半写板书，一半夹在手指间。学生说：“张先生的粉笔像匕首。”这不是夸张，讲到宪政时，他会突然停笔，“如果法律只是橡皮条，那就别怪青年人不买账。”
抗战爆发后，高校南迁。1938年底，在昆明西南联大，数千名师生哄闹着等待发放配给粮票。张奚若推开窗，对楼下喊：“饿肚子也得上课，国家比我们更艰难！”那声音穿过操场，许多人至今记得。其间，他以教授会代表身份同蒋介石面对面。1941年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他连珠炮式指出“独裁重重，财粮黑洞”，蒋介石按铃想打断。他抬手示意，“主席先生，我的话还没说完。”场内鸦雀无声，随后他拂袖离场，留下一张车票原封退回，“无政可参”四字，干脆利落。
抗战胜利的欢呼并未让他改变锋芒。1946年初，在重庆旧政协召开前夜，他站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面对上万师生疾呼：“一党专政，天下苦久矣！”有人担心特务，他淡笑：“怕子弹就别谈民主。”那晚的掌声像雷，山城回音久久不散。正是这股劲头，让他与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相合。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被邀请加入新政协筹备会。颐年堂内，他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个字，解释由头：“中华二字立族，人民二字明权，共和二字定体。”周恩来点头称快，朱德添一句：“说到心坎上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张奚若先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接任教育部部长。部长任上，他干得并不圆滑。一份给各省市教育厅的函件只有两句：“学生先学做人，再学做事。若两头皆不成，教育当自省。”下款是他的亲笔名。秘书担心语气过硬，他摆摆手，“废话少说，省电话费。”对出身“洋学堂”的人来说，这份朴素很难得。
时间来到1957年。整风期间，统战部多次请民主人士提意见。会上张奚若沉默良久，忽然抬头说：“毛主席治国有大才，不过有一点，好大喜功。”全场屏息。有人私下提醒他，可他答：“批评不是漫骂，锋刃收在理据上。”果然，这句评价迅速传到中南海。让观察家错愕的是，毛泽东不仅未责怪，还在多次会议公开引用，称其“正义感强，意见中肯”。由此，张奚若不仅未受冲击，反而被列入十二位需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之列，待遇升至副总理级。外事活动、住院医疗、专车接送，一应照旧。
1961年初春，北京风大，钓鱼台柳条未青。张奚若随外交学会陪同外宾，两侧警卫护送，他偏要自己提包。翻译想接过来，他打趣：“包里没炸弹，你别紧张。”即兴一句，逗得苏联专家大笑。在特殊年代里，这样的轻松并不常见。
1966年风云骤变，许多老教授处境尴尬。张奚若的名字出现在“民主人士保护名单”首列。周恩来批示：“此人严守人格，不容侵犯。”有人揣测内情，其实理由很简单——说真话的人，难得；能说而善守分寸，更难。他在家中闭门读书，偶尔写信给国务院教委，“劝青年勤读外文，少泡舞厅”。信纸不多，字字带锋。
1973年7月18日清晨，北京医院。护士推门时，张奚若正拿放大镜看《史记》。傍晚，他闭目，未留下遗言。身后桌上还摊着一本《联邦党人文集》，封底夹着一张旧车票——那是1941年他退给国民党的那张。家人收拾遗物时才发现，上面用铅笔写着八个小字：“倚天照海，拔剑而歌。”
今天翻阅档案，张奚若一生官至部长，享副总理待遇，却无房无车，无秘书作陪。身后留下的，是三万册藏书、一支用秃的钢笔，以及那股“硬人”劲。他的故事告诉后人：公理若在，批评可以是礼物；胸怀若大，异议也能成助力。这才是风骨与襟怀合成的真正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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