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18日上午十点,钓鱼台国宾馆二号楼的迎宾厅里气氛格外轻松。87岁的邓小平面对老友金日成,笑着举起了茶杯。“老朋友,好久不见。”他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这一次握手,注定成了他最后一次正式会见外宾。外界并不知道,为了成全这场私人叙旧,他向中央打了报告,只提了三条:报纸不发消息、不登照片、也不拍电影。要求不多,却透露出浓浓的退隐决心。
时间回到1989年9月4日。那天清晨,邓小平花了不到二十分钟写完辞职信,随后叠好信纸交给工作人员。11月13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相机“咔嚓”声不断,老人笑着说:“和记者合影,比接见还轻松嘛。”话音刚落,五十多名记者一哄而上,这一幕被记录为他正式谢幕的注脚。
退休以后的日子,节奏被邓小平调得极慢。早七点起床,浓茶一杯;十点散步,步速不快,却从不间断;午后看《射雕英雄传》或翻地图,偶尔哼一段小曲。桥牌隔三差五来一局,酒只喝一点点,烟则是一口不沾。保健医生郭勤英后来回忆:“说戒就戒,没用瓜子花生分心,硬是挺住。”干脆利落,很有他的作风。
家里始终热闹。孙辈放学,总会被卓琳“驱赶”到爷爷房间报到。邓小平迎上去,先是摸摸头,随后半开玩笑:“见面礼呢?”孩子们咯咯直笑,气氛顷刻融化。桌上若缺一人,他马上问:“谁没回来?”句子短,却听得出惦念。家人后来私下打趣,如果评“最佳爷爷”,邓小平肯定能冲进前三。
外界请求会见的函电仍旧源源不断。邓小平基本一律回绝,理由只有一句:“身体欠佳,恕不接待。”惟独1991年的那次例外,可见旧友情分之重。会见结束,他对秘书低声说:“从此不见宾客。”声音低,却坚定。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老人突然咳嗽剧烈,呼吸费力,被紧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二十年前他在这里做过胆囊手术,如今又躺在熟悉的病房。扎针不顺,护士连试好几次,他皱眉,却没一句抱怨。傅春恩感叹:“那种忍耐力,常人难比。”除夕夜,医护人员贴对联庆新年,上联“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只四个字:“为了首长”。
1997年2月15日,卓琳带着子女给中央递交一封信。信不长,却列出五项请求:不举行遗体告别、不设灵堂、同意医学解剖并捐献眼角膜、不留骨灰而撒向大海、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每条都是邓小平生前亲定,语气朴素。家人回忆,当年餐桌旁谈到“骨灰埋果树”这一提议,他摆摆手:“谁敢吃那果子?”大家都笑了。
2月19日晚21时08分,医疗组宣布停止抢救。消息通过《告全党全军各民族人民书》传遍全国,各地自发悼念。深圳那幅巨型“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画像前,白花铺满台阶;北京长安街,十万群众自发肃立,缓缓送别灵车。警员反复提醒:“以礼相待。”秩序井然,悲恸却压不住。
3月2日清晨,西郊机场半旗低垂。空军C-130运输机机舱内,骨灰盒被黑白绸带环绕。随着机轮离地,卓琳双手颤抖,一点一点把骨灰撒进浩瀚海面。她停顿了很久,终究放开。有人小声听到她哽咽:“老邓,走好。”短短六字,把牵挂都说尽。
香港回归还有四个月。老人未能亲见,但他生前反复叮嘱“要看升旗”。1997年7月1日凌晨,卓琳身着那件特意做的新衣,在雨中仰望五星红旗与紫荆区旗同时升起。她没说话,只轻轻抹去眼角雨水。
六十多年风雨征程,邓小平与卓琳一直把个人生死当作自然规律,把家国大事放在首位。骨灰归大海,既是唯物主义者的选择,也让后来人看到另一种豁达。传奇谢幕,却并未远去;在无边海浪声里,关于奋斗、担当与开创的回响,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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