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9日清晨，西安咸阳机场薄雾初散，一架银灰色“三叉戟”发动机轰鸣。周恩来扣好风纪扣，轻抚衣角，向舷窗外那片熟悉的黄土地望去——目的地，延安。
他离开这里已有二十六年。战争岁月里，延安的窑洞给过他灯火，乡亲的高粱米救过军心。如今，身患重症的总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多了几分迫切，也多了几分歉疚。
就在三天前，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气氛一度凝重。越南代表团提出八十一亿元援助数字，令会场里的人倒吸冷气。周恩来靠着两块咖啡糖和几杯浓茶撑到凌晨三点，把数字压到二十五亿。他用热毛巾捂额，低声吩咐秘书：“别让客人看出疲态。”谈判桌上，他的语速依旧清晰，逻辑一如既往锋利。
任务告一段落，他去向毛泽东汇报。毛主席劝他静养，话未落音，就被一句请求打断——“主席，我想到延安看看。”毛泽东沉思片刻，点头答应：“去吧，那里都是我们的老乡。”
飞机落地时，跑道两旁站满了赶来的乡亲。周恩来踏出舷梯，笑着挥手：“我又回家了！”人群一阵欢腾，“周副主席好！”的呼声此起彼伏。陪同而来的黎笋与范文同面面相觑，这阵阵欢呼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分量。
车队入城，道路尘土飞扬。周恩来指着沟壑说，有一年麦子欠收，靠糠菜度日；又指着不远处的宝塔山，说那盏灯曾照亮中国革命。范文同感叹一句：“中国人民真不容易。”周恩来回答：“正因不易，才知道援助从哪儿挤出来。”
午后阳光强烈，他只着薄衫在王家坪旧址穿行。看到当年的作战地图，突兀的病痛被他强行压下。工作人员递水，他摆手，说句俚语：“老窑洞的土味儿，比什么都解渴。”
简单参观后，他把随行外宾安顿在条件最好的宾馆，自己转到南关招待所。房间不大，木床、旧桌，脚下一层新毡毯。他笑道：“已经比当年窑洞舒服多了，别再铺张。”
傍晚，他让人请来几位老邻居。郝二爷走进门，抖着布衫，眼眶通红。周恩来迎上前扶住：“这么多年，您还好？”郝二爷只顾点头，手指微颤。小木桌上摆着八个家常菜，两盘白米饭散着热气。
没多久，郝二爷碗底见空，他悄悄往碗里倒热水，把遗漏的米粒就着汤喝下去。周恩来起身接过空碗，加满白饭，轻声说：“再来些，慢慢吃。”旁人屏息。郝二爷咧嘴笑：“这白米香啊，难得。”话音未落，周恩来眼眶泛红，筷子停在半空。
地委干部汇报：旱塬缺水，亩产不足百斤，人均口粮尚低。周恩来沉吟良久，才开口：“小米救了中国，如今还让他们吃不饱，是咱们的过。”他举杯清茶：“三年见起色，五年翻番，行不行？”地委书记许效民当即表态，“如果达不到，请撤我职！”杯子碰响，茶水溅出，决心落地生根。
第二天清晨去机场，沿途麦田一片浅黄，麦穗稀疏。周恩来问司机亩产，得到“七八十斤”的回答，他低声自语：“水土得治，树要多种。”窗外风沙扑面，他却久久不合眼。
行程里还有一段特殊的寻找。1937年4月的劳山伏击，让年轻的警卫陈有才为保护他而牺牲。当年那一声“报告首长，快走！”仍在耳畔。抵达延安后，他请地委书记金璋协助，寻找陈有才的坟茔。清凉山上，烈士墓碑密如林，他在松风间伫立良久，对着无名的石墩深鞠一躬，只低声一句：“兄弟，来看你了。”
傍晚返航，机舱灯光昏黄，秘书见总理扣着安全带仍在记录，递来药片。周恩来写下一句：“莫忘延安疾苦。”这些文字稍后收入《周恩来选集》，稿费两万元全数寄往延安，塞进最紧缺的生产口袋。
1979年秋，延安粮产突破一百四十万吨，许效民把成绩报到北京。信末写道：“总理的账，暂算清了。”同年冬，宝塔山顶敲响新铸铜钟，岁月无声，黄河依旧东流。革命旧址的风吹过窑洞口，也轻轻应和了那句古老叮咛——“不要忘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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