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很多国家都发现了石油。
石油能带来财富，却未必能带来“永久的权力”。
中东地区不少国家因为石油一直处在战乱之中，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把石油转化成一种结构性的优势，
它能在战争、经济衰退、革命冲击和全球审视之下维持统治，
还能在每一个十年里变得更富有、更独立、更不可或缺，
这个国家就是沙特。
那为什么沙特富得流油，却几乎没有国家公开去打它的主意？
这与沙特王室的发展密不可分。
二十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贫穷、分裂，战略地位在当时也更偏边缘。
权力不来自制度，而来自部落、土地控制与个人忠诚。
沙特家族只是诸多地区势力之一，有雄心，
但远谈不上“注定成为能源超级大国的统治者”。
他们的崛起并非始于石油，而是始于对权力的整合。
1902年，年轻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发动行动，收复家族失地。
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把军事征服、宗教联盟与战略联姻结合起来，
逐步统一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这不是西方式民族主义的建国过程。
没有宪法，没有代议机构，也没有以公民参与为前提的国家想象。
权力从一开始就是个人化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式的。
这个起点决定了后来沙特国家机器的“底层逻辑”，
它首先服务于王朝延续，而不是服务于“公民—国家契约”的生成。
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国家，往往是在统治者与纳税人长期冲突中形成。
国王需要钱，于是不得不谈判；为了获得税收，必须给出权利边界；
议会与法律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
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一种观念：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民在供养它；
既然供养，就有问责。
沙特家族没有经历过这条路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石油的发现，既改变了沙特经济，也在政治发展上形成了另一条分叉。
财政收入不再依赖于公民的税收，而来自地下资源；
由外国公司开采，收益可以更直接地进入统治集团与国家财政。
国家不需要通过向民众征税来维持生存。
当政府不需要民众的钱时，也就不需要民众的同意。
税收在很多地方会制造摩擦，催生权利与问责；
而石油收入在沙特消除了这种压力。
从那一刻起，统治家族不再主要扮演“财富征收者”，而更像“财富分配者”。
社会不再通过协商争取权利，而是通过利益分配维持平衡。
就业、住房、燃料、医疗保健等，越来越像是“忠诚的回报”，而不是“参与的权利”。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收费站的隐喻，一个家族的收入并不来自家庭成员劳动，
而来自他们拥有一条所有人都必须经过的道路。
其他人需要它，因此这个家族不需要用讨好去换取供养。
石油让沙特王室在国家尺度上成为这种“收费站”，
并且把收费站接到了全球工业体系的主干道上。
到二十世纪中叶，沙特王室拥有了历史上多数统治者难以企及的能力，
无需代表权，也能获得稳定而巨量的收入。
它可以建设一个看起来现代化的国家，设立部门、预算、基础设施，
但运作的根本动力不同于很多民主国家。
稳定并不主要依赖“合法性竞争”，而依赖“利益分配”。
只要石油收入持续，忠诚就可以被维系。
更重要的是，石油收入并非缓慢增长，而是爆炸式上升。
二战后全球工业扩张，汽车、飞机、工厂、电力系统都深度依赖石油。
沙特拥有世界上储量最大、开采成本最低的石油之一，
沙特在2023年约占全球探明石油储量的17%。
低成本意味着它在价格周期中更能“熬”，也更能“调”。
其2023年平均上游开采成本约为每桶油当量3.19美元。
当一个供应方既“量大”，又“成本低”，它的地位就不是一般资源国可比，
它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强国，却在结构上不可或缺。
许多国家也许可以忽视沙特的政治议题，但很难忽视沙特在全球供给中的分量。
这一步，把问题“为什么没有国家去打它的主意”推到了全球层面。
因为想“动沙特”，不只是面对一个国家，而是触碰一条牵动全世界的能源供给链。
对多数潜在对手而言，代价不是战场上的胜负那么简单，
而是油价、通胀、利率、经济衰退与社会稳定的连锁反噬。
沙特在这里获得的不是“石油带来的钱”，而是“石油带来的位置”，
它坐在全球经济的瓶颈上。
与受选民与财政周期约束的西方民主国家不同，沙特王室的决策结构更偏长周期。
因为它不需要每四年通过选举证明自己，它只需要保证王朝延续。
目标不是赢得一轮民意支持，而是确保政权稳固。
石油收入于是被用来建立联盟、购买武器、在海外配置金融资产，形成抵御外部风险的缓冲层。
与大国建立战略关系提供外部安全，巨额储备提供内部稳定。
财政与安全机构高度集中于统治结构之下，
实质性的内部挑战者很难积累“财政—武装—合法性”的完整链条。
在很多西方叙事里，顶层财富来自市场竞争与创业成功，
有成功也有失败，权力受到法律体系分割，
政党轮替、任期限制使“政治王朝”难以长期延续。
而在沙特，顶层财富更结构化，它源于对国家资源的控制与对国家本身的控制；
家族不参与竞争，而进行资源分配。
这不意味着体系不理性，反而意味着韧性，
油价上涨，收入激增；油价下跌，储备可以缓冲；
社会压力增加，支出加大；地缘政治风向变化，联盟随之调整。
它不必精准预测未来，因为它不依赖单一合法性来源。
不少外部观察者曾断言这种体系脆弱，危机会引发崩溃。
但历史反复呈现相反的图景，不需要公众支持的体系，
在危机中往往更能迅速行动、更能压制异议、更能在不经许可的前提下吸收冲击。
沙特的体系也无法只停留在国界之内，
因为石油要成为真正的权力，必须融入全球体系：金融、贸易、安全、货币秩序。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把“难以撼动”进一步制度化的过程。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不再只是能源，而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
交通运输、制造业、食品生产、物流体系都依赖它。
供应一旦紧张，价格上涨会把压力传递到整个系统，
通胀与增长放缓随之出现，政治压力在进口国快速爆发。
此时石油的“真面目”更清晰，它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瓶颈。
沙特无需通过军事占领去威胁谁，仅仅对供应的调节能力，
就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松紧。
这也解释了“打沙特的主意”为什么在现实中极少变成可执行的战略，
对外部力量而言，最直接的后果往往是全球供应收缩与价格失控，
而这种失控会反噬施压者自身的经济与政治。
更关键的是，沙特不仅有产量，更有“可调节的余量”。
国际能源署与市场机构长期把沙特视作能够在关键时刻调节市场的核心供给方之一；
路透社在讨论全球闲置产能时引用国际能源署估算，
称OPEC总闲置产能约为每日530万桶，其中沙特约占310万桶。
这类能力让它在很多时刻像“石油市场的中央银行”，
它的动作与预期，会进入每一个进口国的通胀与利率定价里。
在这一刻，“石油美元循环”开始更清晰地嵌入全球金融。
随着石油销量增长，美元收入暴涨，这些美元并未闲置，
而回流进入西方金融市场，国债、银行体系、房地产、股票等。
由此形成循环，出口国积累美元，美元回流进口国金融体系，
债务得以融资，市场流动性得到支撑，美元地位被强化。
沙特在这个结构中不只是卖油者，更是全球货币秩序与金融流动的一部分。
于是它也更难被当作“普通国家”对待，它的合作会影响能源市场的可预测性，
也会影响金融市场的资金循环与稳定性。
依存关系在这里成形，西方需要能源安全与资本回流，沙特需要保护与市场准入。
双方关系被管理，而不是被彻底解决；批评更有选择性，施压更有控制。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沙特富得流油，却几乎没有国家去打它的主意。
沙特在国内通过“无需税收即可财政充盈”的机制，
把政治压力从“谈判”改写成“分配”，把潜在反对力量拆解在补贴、就业与安全体系之中；
在国际上，它把石油从资源变成瓶颈，把瓶颈变成可调节的杠杆，
再把杠杆嵌入美元金融循环与安全联盟。
它不是靠某一次交易赢得永久安全，而是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多数国家每天都绕不开的位置。
外部力量即使不喜欢沙特的政治，也必须计算代价，
动它意味着动供应，动供应意味着动通胀与利率，
动通胀与利率意味着动本国的选票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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