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城市生活报》的总编辑手中拿着杜涛撰写的“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文章时,他的第一反应和疑问不是“你是针对文章中的观点做过详细调查?”
而是立即起身问出了“小杜,你跟月海女镇长分手了?”接着又说出了“如果你这篇文章发表了,不仅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月海,甚至会影响整个领导班子。”
作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无论他是否有详细阅读过杜涛的这篇文,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文章中的人、事、物以及观点产生任何质疑。
也许是这位总编辑对杜涛过于信任,也许是这位总编辑有着比杜涛更加想借由一篇“有分量”报道提高自己身份的想法,无论如何,在杜涛决定选择上海放弃李秋萍之后,这篇“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在报纸头版正式发表了。
作为一个追求更高、更远的普通人,或许同为普通人的我,并没有太过自信的立场去指责杜涛什么。
可作为一名记者,当杜涛面对李秋萍的质问,依旧能面不改色说出一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时,当杜涛企图通过激怒郑德诚让他毒打自己一顿失败后,我才明白此时的杜涛已经完全失去了当一名记者的资格。
从记者应该具备怎样职业操守的角度来说,首先这是一个有着“不可碰触的底线”的职业。
当一名记者开始用“虽然没有证实但大家都这么说”来代替核实后,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用造假、篡改、拼接事实的无底深渊,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情绪扩音器。
当杜涛开始用“写的快”“写的好”来要求自己和报道时,他便将身为记者最基本的“写的准”这一准则给抛之脑后了。
他开始断章取义,他开始制造对立,他开始用推测的方法表达强烈的观点,他开始忽略“这是事实”着重渲染“这是判断”,他将新闻与报道写成了个人的情绪宣泄与评论。
面对学弟的后来居上,面对总编辑有条件的带自己更上一层楼。
身为记者的杜涛逐渐在名与利面前迷失了自己。
他甚至想要在郑德诚被调查无罪之后,借由一顿看似赔罪的饭局,借由郑德诚空腹喝下几大杯白酒之后,通过言语刺激引诱对方痛打自己,来完成一场加害者变受害者的风向逆转。
当郑德诚通过强大自制力强压下出手的冲动后,当李秋萍通过旁白说出“杜涛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了内部处分并辞职”后。
这场看似彻底完结的“杜涛为一己私欲污蔑月海和郑德诚”的闹剧,却完美忽略一个比杜涛更为关键的人,一个本该身处新闻生产链条中枢神经位置的关键人物。
作为杜涛的顶头上司,作为《新城市生活报》的总编辑,他有着与杜涛这种记者完全不同的作用。
当杜涛在苦心思考该写一篇什么文章时,作为总编辑决定的不该是“今天的头版放什么”,而是他身后的这份报纸该成为“什么样的公共存在”。
当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沦为制造议题和追热点狂热分子时,当总编辑蔑视“新闻的伦理边界”在灰色问题上选择极具冲击性的标题、信息或者引发恐慌相关内容时。
他便沦为了一名只关注“技术问题”的总编辑,而不是一名坚守“道德”的总编辑。
作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他本该成为这份报纸文化的塑造者,他未必是整间报社最会写稿的人,但他一定是最能承担一切后果的那个人。
当总编辑用“只要你有一篇有分量的报道,我就能带你去上海”为条件,最终致使杜涛写出了“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这篇报道并将其刊登上了头版头条后,他便将《新城市生活报》的上限拉到了一个让人鄙视的低劣程度。
作为一个以新闻为主要生产内容的行业,无论杜涛有多么的可恨,他的记者身份都让他成为了其中最脆弱的一环。
而作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他更像是报社旗下所有记者的“防火墙”,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情况与压力,他都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记者挡枪的人,他都应该是能将个人风险转化为机构责任的人,他都应该是能用制度保护专业判断的人。
当杜涛最终因为“高速发展还是腐败的温床?”受到了看似应该承受的惩罚时,当我们因为杜涛最终的没落而欢欣鼓舞时。
或许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担当的总编辑,就不会有一群有安全感的记者,更不会有所谓的深度报道。
一个平庸的总编辑,会让优秀记者变得无力;一个有判断力的总编辑,能让普通稿件产生公共力量。
关于《小城大事》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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