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三月，华东上空仍响着训练机的马达，南京军区空军却在悄悄酝酿着新一轮人事调整。林彪事件的阴影尚未降临，军中气氛已然紧绷。

彼时，四十九岁的刘懋功奉命离开昆明，星夜抵宁。一路上，他握着任命电报，心里明白：南空司令、政委双双空缺，自己是带着“救火队长”的标签来的。

联合作战的概念刚被提出，空军机关却因运动折腾得人心浮动。刘懋功到任第一周，便召集班子碰头会，宣布空四、空九两条线同时调整：于应龙改任南空副政委，周建平空降副司令。

周建平出身陆航，四十岁出头，1955年授大校，两年后转入空军序列，脚步快、点子多，外界一度拿他与张爱萍作比较。头两个月，他对刘懋功言听计从——开口一个“司令您定”，闭口一句“我全力配合”。

风向出现在一次北京的参谋长碰头会上。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深夜敲响周建平房门，只留下一句玩味的“老周，有些事得有态度”。次日回宁，两人不再同住，餐桌也各坐一边。

接下来几个月，南空机关里弥漫古怪气息。周建平会议发言拐着弯，文件审批拖着走，甚至调机飞行命令也要层层“体会精神”。空四军、空五军首长见风转舵，形成了隐秘的对峙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建平“探亲”请假，去了上海。实际上，他是列席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气氛诡谲。刘懋功那头收到情报，先装作不知情，暗地里记下他在岗离岗的每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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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八月，中央对空军系统“揭批清理”正式点火，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电话命令：“绝不许手软，搞清楚谁在搞小动作！”电话那头声音劈啪作响，参谋长在旁边急忙记录。刘懋功放下听筒，朝幕僚们丢下一句话：“该亮剑了。”

九月的常委扩大会气压很低。刘懋功翻开笔记，直点周建平的名字：“你回南空后，工作为何层层设卡？为何私赴上海参加小圈子碰头？解释！” 会场安静得能听到电扇声。

周建平扶了扶框架眼镜，想开口却先被副参谋长韩某抢了句：“司令，副司令是南空二号，凭什么先不向空军而要在这里受批？” 这话像石子落水，现场波纹乍起。

刘懋功不动声色，翻到文件，展示中央军委便笺——“鉴于空军机关运转不畅，南京军区代管南空。”落款赫然是李德生等人的签名。几行钢笔字像千斤重，韩某闭嘴了，周建平脸色发白。

整顿组旋即进驻。空四军重新清查干部履历，空五军集中学习“三要三不要”。那位以火爆著称的空五军军长忍不住拍桌子：“谁要再耍花腔，老子送他去跑道边站岗！”

直到年底，南空指挥链条才恢复顺畅。周建平被调离作“反省”，于应龙顶上日常指挥。刘懋功则把心思放回飞行训练——他最关心的，始终是战鹰能否准点起飞、精确命中。

这场看似人事波澜的较量，背后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暗流。不同路线、不同山头，一张空军指挥网被无形之手拉扯到近乎失控；也正因及时亮剑，华东防空体系才没有真正断线。

刘懋功日后谈起那次常委会，只说了一句：“军队，讲的是令行禁止。” 话不多，却足够后辈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