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肯尼迪家的人对输没兴趣，我要你们当赢家，在这个家里，只有第一名才有存在的意义。”
长方形的餐桌主位上，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的声音不容置疑，在这个著名的美国豪门里，这条家规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生存法则，甚至包括呼吸。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肯尼迪家族，外人看去更像是一家严丝合缝、运转精密的政治上市公司。
父亲老约瑟夫是董事长，精明强干的母亲罗丝是总经理，而那群漂亮的孩子则是他们推向市场的产品。
长子小约瑟夫被寄予厚望成为美国总统，次子杰克紧随其后，其他的孩子也必须在各自的跑道上拔得头筹。
在这个只有赢家和强者的精英体系中，所有人都必须是高速旋转的齿轮。
01
唯独有一个齿轮，不论如何润滑，始终卡顿，那是老约瑟夫的第三个孩子，长女罗斯玛丽。
如果不开口说话，罗斯玛丽拥有甚至超过妹妹们的惊人美貌。
她五官端正，笑容甜美，在那个没有修图的年代，她的照片足以登载在时尚杂志的封面。
然而这具美丽的躯壳下，隐藏着肯尼迪家族最深的隐痛。
悲剧的种子在1918年那个流感肆虐的秋天埋下，罗斯玛丽出生时，负责接生的医生迟迟未到。
为了等待医生，当值的护士做出了一个日后被医学界视为灾难的决定，她强行将已经探出头部的胎儿推回产道，并要求产妇合拢双腿长达两小时。
这两小时的极度缺氧，对婴儿的大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虽然这种损伤并不算严重，罗斯玛丽被认定为轻度智力发育迟缓，但在肯尼迪家族，这就是致命的缺陷。
当弟弟妹妹们已经在谈论历史政治、在帆船比赛中劈波斩浪时，她却很难用汤勺直接送进嘴里。
母亲罗丝无法接受这种“不完美”，她为罗斯玛丽制定了魔鬼般的训练计划，从握手姿势、餐桌礼仪到舞步练习，一遍不行就做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遍。
年幼的罗斯玛丽并不是个累赘，她拥有极强的讨好型人格。
她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与家人的不同，并试图用更刻苦的努力来弥补这种“慢半拍”。
在现存的罗斯玛丽日记中，她用那是像幼儿一样歪歪扭扭的笔迹，记录着自己看似平常却无比吃力的一天：
“我很早就起来了，早餐吃了麦片，我和艾琳打了一场网球。
我很努力，我很开心。”
这种几乎拼尽全力的伪装，在1938年达到了巅峰。
那一年，老约瑟夫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肯尼迪家族成为伦敦社交界的焦点。
在白金汉宫那场举世瞩目的宫廷舞会上，20岁的罗斯玛丽和妹妹凯瑟琳一同亮相。
那是这个女孩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在著名的华尔兹舞曲中，她身着白色丝绸长裙，面带得体微笑，在乔治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面前，完美地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屈膝礼。
仅仅在起身的一瞬间，她的脚步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那一刻，场边的老约瑟夫和罗丝几乎停止了呼吸，但罗斯玛丽凭借经年累月的肌肉记忆，迅速调整重心，恢复了优雅的站姿。
外界看到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国名媛，纷纷称赞大使教女有方。
但只有老约瑟夫知道，这是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窗户纸。
在伦敦的华灯之下，他看着那个笑得有些空洞的女儿，心中盘算的不再是如何展示她的美，而是如何掩盖这件“有瑕疵的产品”即将面临的崩坏。
因为随着罗斯玛丽步入二十岁，她身体里涌动的某种本能，正在逐渐瓦解那个精心维持了二十年的乖乖女形象。
02
“你们管得住她这一刻，管不住她下一秒！要是哪天早上报纸头条写着大使的女儿未婚先孕，我们全家就完了！”
在肯尼迪庄园紧闭的书房门后，老约瑟夫的怒吼声偶尔会穿透厚重的木板。
这句话不仅仅是发泄，更是悬在家族头顶的一把利剑。
1940年，随着二战战火蔓延，全家从英国撤回美国。
脱离了严格监管的教会寄宿环境，已经成年的罗斯玛丽开始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可控。
青春期的激素不仅让她从一个听话的小女孩变成了丰满的女人，也释放了那头被压抑已久的野兽。
原本温顺的罗斯玛丽情绪开始急剧两极分化。
在某些时刻，她会陷入深深的抑郁，沉默不语；
而下一刻，仅仅是因为衣服不合身或无法按时出门，她就会突然爆发剧烈的狂躁，甚至挥舞拳头殴打最亲近的人。
就连常年照顾她的祖母，也不止一次遭到过她的推搡。
更让老约瑟夫胆战心惊的是她对异性毫不掩饰的渴望。
这或许不是她的错。
对于一个智力仅仅停留在孩童阶段，但生理已经完全成熟的女性来说，来自异性的关注是她最容易获得“认可”的方式。
在某些夜晚，罗斯玛丽会趁人不备，从修道院或家里溜出去。
她游荡在华盛顿或马萨诸塞的街道上，哪怕是街头陌生的男人随便的一句搭讪，都能把她轻易带走。
对于普通的父母，担忧的可能是女儿的人身安全。
但对于约瑟夫·肯尼迪来说，这关乎着家族政治资产的生死存亡。
此时的肯尼迪家族正处于政治投资回报的关键期。
长子小约瑟夫被打造为战争英雄，即将开启从政之路；次子约翰也在哈佛崭露头角。
在这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里，如果身为长女的罗斯玛丽闹出了性丑闻，哪怕只是和陌生男人共度一夜被媒体拍到，甚至是哪怕被怀疑未婚先孕或染上什么不洁之病，这个污点会瞬间让两个儿子的总统梦沦为笑柄。
这种恐惧甚至超过了二战本身，成为了老约瑟夫日夜难安的心病。
他尝试过一切常规手段：更换更严厉的家庭教师、寻找更隐蔽的寄宿学校、增加看护人员。
但越是高压的禁锢，罗斯玛丽的反抗就越激烈，仿佛是为了发泄过去二十年强装正常人的委屈。
老约瑟夫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他不需要女儿变得更聪明，他只需要她变得“平静”，不再成为家族的定时炸弹。
他开始秘密咨询各路名医。
虽然当时的心理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医生给出的建议都是送往精神病院看管，但这正是老约瑟夫不能接受的，一个住在精神病院的姐姐，同样是政敌攻击儿子们的把柄。
就在这种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一个极具诱惑力但危险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有人在推广一种革命性的脑部手术，号称能像拔牙一样切除所有的焦躁和攻击性，让人变得温驯听话。
老约瑟夫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激进的技术而犹豫。
03
“相信我，大使先生，这不仅仅是治疗，这是新的开始。
我们可以切断那些引发焦虑和暴躁的神经连接，剩下的，就是一个快乐、满足、且无比听话的罗斯玛丽。”
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沃尔特·弗里曼医生，眼神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他在向这位爱女心切，或者说急于甩掉包袱的父亲推销一种近乎神迹的技术。
对于约瑟夫·肯尼迪来说，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解决方案，既然教育无法让她变聪明，那么医学能让她变听话也足够了。
当时的弗里曼医生并非默默无闻之辈，但他在主流医学界却是个饱受争议的异类。
作为美国精神神经医学领域的激进分子，他正极力向全美推广“前额叶切除术”。
在抗生素和精神药物尚未普及的年代，弗里曼声称这种物理切除手段是解决一切心理疾病的钥匙，从精神分裂到仅仅是更年期抑郁，只要切断大脑前额叶与丘脑的联系，病人就会恢复“平静”。
对于弗里曼而言，肯尼迪家族的出现，就像是上帝送来的广告牌。
如果能治愈著名的大使之女，他的手术将在医学界确立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赌博，赌注是罗斯玛丽的大脑。
在这场关乎一个人未来的决策中，真正的医学评估被抛诸脑后。
罗斯玛丽当时的智力测试显示她的心智大约只有四到六岁，按照伦理，她根本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
而在法律意义上最重要的监护人，母亲罗丝·肯尼迪至始至终都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
老约瑟夫深知妻子那种出于母性本能的保护欲和虔诚的天主教信仰，绝不会允许这种粗暴破坏人体的行为，所以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隐瞒。
只要不在同意书上让母亲签字就行了。
老约瑟夫独自一人，用那只签署过无数商业合同和外交文件的大手，在手术授权书上签下了名字。
他对家人的解释轻描淡写，将其描述为一次“轻微的神经矫正”，旨在帮助罗斯玛丽缓解紧张情绪。
在他的描述中，这就好比去牙医诊所拔掉一颗长歪的智齿，只要睡一觉，烦恼就会消失。
罗斯玛丽对此深信不疑。
在她那个并不复杂的世界观里，父亲是全知全能的英雄，是那个在宫廷舞会上为了掩饰她失误而大笑的保护者。
父亲说这次去华盛顿是为了让她变好，那样她就能像哥哥姐姐们一样聪明，也能让母亲不再皱眉。
甚至连收拾行李的环节都透着一股诡异的轻松。
既然是“小手术”，自然不需要带太多的换洗衣物。
老约瑟夫安排好了一切行程，那种笃定和自信，让家族里少数几个觉得哪里不对劲的人也闭上了嘴。
毕竟在肯尼迪家，父亲的判断永远是真理。
但他隐瞒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弗里曼向他坦承过，这种手术并非没有副作用，它在带来“平静”的同时，往往会剥夺患者一部分人格特征和创造力。
老约瑟夫当然听懂了这层暗示，但他并不在乎。
他权衡了风险与收益，一个没有个性的木偶，远比一个随时会引爆丑闻的疯女人要安全得多。
对于庞大的肯尼迪家族战车来说，罗斯玛丽不需要有思想，她只需要安静地呆在角落里。
就这样，父女俩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旅程。
04
“爸爸，等做完这个，我是不是就能像基克那样，如果你同意的话，去参加晚上的茶会了？”
1941年11月的一个早晨，当出租车穿过华盛顿特区略显萧瑟的街道驶向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时，罗斯玛丽小心翼翼地向父亲问出了这句话。
在她的逻辑里，这次“看病”就像以往修牙或者打疫苗一样，是获得奖励前必须忍受的一点小麻烦。
老约瑟夫·肯尼迪没有转头看她，只是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简短地回应了一声含糊的肯定。
父女俩到达医院后，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常规的护士站登记，罗斯玛丽被直接带到了妇科的一个侧翼病房，而不是精神科或者神经外科。
弗里曼医生和他的搭档詹姆斯·沃茨医生早已在此等候。
现场的环境与其说是严谨的手术室，更像是一个临时拼凑的处刑场。
除了一张狭窄的手术床，周围摆放的并非那些维持生命体征的精密仪器，而是一些更像是木工或雕刻用的金属器械。
罗斯玛丽此时开始感到一丝本能的恐惧。
她紧紧抓着裙摆，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大人忙碌地准备着皮带。
医生温和但坚决地告诉她，需要把她的四肢固定在床上，这是为了防止她乱动。
“我们会给你打一点麻药，就像拔牙一样，只有头皮会一点点木，不会痛的。”沃茨医生一边安抚，一边将注射器刺入她头部的皮肤。
这句谎言很快就会被戳穿，但这并不是为了让她睡觉。
最违背常识的一幕发生了：当罗斯玛丽已经躺好，四肢被皮带死死勒住动弹不得时，她发现周围所有人的脸上都没有戴口罩，医生的神情严肃得可怕。
弗里曼凑到她耳边，本以为是安慰的话，但是医生接下来的话，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哪怕是酷刑，也没有如此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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