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看现在的地图,大清河以北已经不是咱们的根据地,根本就是日本人烧红的一块铁板,咱们手里连块能遮荫的云彩都没有了。”

参谋长刘秉彦指着挂在土墙上的作战地图,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屋内的煤油灯光如豆,跳动的火苗映照着几张严峻且布满尘土的脸庞。

这是1942年的5月,冀中平原正在经历抗战以来最漫长且血腥的一个春天。

01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八路军根据地,调集了五万精锐日伪军,外加数不尽的飞机和装甲车,发动了旨在毁灭生存条件的“五一大扫荡”。

这绝非是一次常规的军事进攻,日军采用了一种极度阴毒的“铁壁合围”战术,他们在几百里的防线上同时拉网,利用公路、深沟和密集的碉堡,将原本连成一片的冀中平原切割成无数个互不相连的豆腐块。

对于八路军冀中第十分区司令员周彪而言,局势的恶劣程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战役。

十分区管辖的范围包括霸县、永清、安次等地。

这片土地在和平年代是肥沃的粮仓,但在战时却是一个巨大的地理陷阱。

这里一马平川,放眼望去连一个小土丘都难找,没有太行山那种崇山峻岭作为屏障,更没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可以藏身。

当数万日军开始向中心积压时,这几百里平原就像是一个没有死角的玻璃房子,身处其中的十分区机关和数千名指战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

冈村宁次的战术非常明确,叫作“拉网剔抉”。

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白天在平原上横冲直撞,步兵夜间驻扎在星罗棋布的炮楼里封锁路口。

他们不留死角,一遍又一遍地用刺刀和车轮梳理着每一寸土地。

周彪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代表日军据点的红圈,它们正像病毒一样快速吞噬着蓝色的安全区。

他心里清楚,如果继续固守内线,等待十分区机关的将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里不仅有能打仗的战斗部队,还带着大量非战斗人员,包括报务员、卫生队、后勤干事以及刚刚入伍的一批学生兵。

留在原地是死,突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这是一个赌上身家性命的决策。

当晚,周彪下达了极其隐秘的命令,要求机关人员丢弃一切坛坛罐罐,轻装简行,利用夜幕掩护,从日军封锁线的缝隙中钻出去,跳到外线去寻求生存空间。

午夜时分,队伍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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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人的行军队列在荒野中悄无声息地蠕动。

为了防备敌人的声音侦测设备,所有马蹄都裹上了厚布,战士们的刺刀上了套,所有能发出声响的水壶和铁扣都被棉纱死死缠住。

没有人说话,甚至没人敢大口喘气,空气中只剩下布鞋摩擦干燥地面的沙沙声。

此时的冀中大地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庄稼刚刚没过膝盖,起不到遮蔽作用。

天空中偶尔划过的一两颗日军照明弹,会将这支毫无遮挡的队伍照得如同白昼。

每次强光亮起,所有人都要瞬间卧倒装作田埂,等待那死亡般的寂静过去。

02

“报告!东边村口发现了日本人的卡车,西边也有骑兵包抄过来了,距离不到四里地!”

侦察连长方国南冲进作为临时指挥部的一座破庙,声音沙哑急促,带着一种只有两天没喝过水的人特有的粗粝感。

周彪没有抬头,目光定格在手中的怀表上。

那是早晨五点三十分。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了,日军的“讨伐队”准时得就像是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一样。

“又是这样,”周彪喃喃自语,终于抬起头,迎上周围参谋们布满血丝的眼睛。

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战术追击了。

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十分区机关队伍改变了四次行军方向,利用了两条干枯的古河道,甚至为了制造假象而在荒野里兜过圈子。

他们避开了一切大的村镇,睡在乱坟岗和盐碱沟里,严禁任何形式的生火做饭。

即便是冀中平原上最有经验的老猎人,面对这样一支刻意隐匿行踪的队伍,也早就该跟丢了。

但现实却冰冷得荒谬。

无论部队是藏在洼淀深处的苇塘,还是躲在早已荒废的砖窑洞里,只要太阳一升起,日军柴油卡车的轰鸣声就会准时撕裂清晨的宁静。

敌人根本不需要漫山遍野地拉网排查,他们的大队人马往往是直接开到距离隐蔽点只有三公里的位置,卸车,整队,然后直线扑上来。

那不是搜索,那是抓捕。

周彪走出破庙,举起望远镜看向东面扬起的尘土。

镜筒里,他能看见日军头车上插着的膏药旗正在嚣张地抖动。

那位日本指挥官显得如此自信,自信到连两翼的侦察哨兵都不屑于派遣,认定八路军就在这块区域。

“老刘,”周彪放下望远镜,转头看向政委,“不要再谈什么运气了,这是有人在把我们的位置卖给鬼子。”

指挥部的空气瞬间凝固,变得比地上的白霜还要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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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支几百人的生死与共的队伍里,“内奸”这两个字比迫击炮弹还要沉重。

可是,是谁?

是那个背着沉重账本的供给科干事?是一步一喘的报务员?还是那群刚刚参加抗大分校、被吓得脸色苍白的学生兵?

周彪的目光扫过周围忙乱收拾装备的身影。

每个人都显得惊慌、疲惫、饥饿。

棉军装被荆棘挂得破破烂烂,脸上抹着锅底灰和泥土。这里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贪图富贵的叛徒,每个人都像是挣扎求生的难民。

“会不会是电台讯号被侦测到了?”一名参谋试探着问。

“不可能,”周彪当即否决,“转移开始后,电台严格执行静默,只收不发。

日本人的测向队就算本事通天,也不可能定位一部不开腔的机器。”

没有无线电,夜间严禁火光。甚至连军装上的金属扣子,出发前也都用泥巴涂抹过防止反光。

但这只“幽灵”就像是附骨之疽。

它不需要电波,也不需要闪光,它用一种这群红军老指战员还没想通的方式,在无声无息地向整个日军华北方面军广播着他们的坐标。

“马上转移,往西南方向撤,”周彪压下心头翻江倒海的猜忌,下达了强硬的命令,“告诉警卫连的同志,把招子放亮。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盯着所有人。”

他知道这道命令很残酷,会滋生无穷的不信任,但在生存面前这不值一提。

部队开始在狼狈中再次拔营。

周彪走在最后,他深深看了一眼那个被抛弃的宿营地。

他试图找出敌人到底看到了什么,但地面上除了杂乱的脚印和干枯发黄的浮土,什么也没有。

03

“首长,这小张以前是个大学生,身子骨看着单薄,这一路行军倒是一声苦没叫过,看来是块好钢。”

警卫连长压低了声音,看着不远处一个瘦削的身影,对着周彪感叹了一句。

在这支因为极度疲惫而随时可能有人倒下的队伍里,体能往往代表着意志,而意志是获得红军老指挥官信任的敲门砖。

周彪并没有顺着连长的话头表扬几句,他的目光像鹰隼一样锁定了那个人。

那确实是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平日里话不多,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工作时连桌上的文件角都要对齐,是个典型的办事严谨的知识分子。

此刻,部队正在穿越一片枯涸的盐碱滩。

没有月亮,星光也很黯淡,但这正好掩护了周彪审视的目光。

因为之前的猜疑,他没有走在指挥员惯常的最前列,而是故意放慢了脚步,混杂在行军队列的中间位置,借着这种距离,观察着那个让他隐隐觉得不对劲的细节。

在那支因为疲倦而步履蹒跚的灰色人流中,每个人都在机械地重复着抬腿、迈步的动作。

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或是减轻背囊的压力,战士们的双臂都会自然地前后摆动。哪怕是已经累极了的人,也会下意识地甩动手臂来带动沉重的双腿。

唯独这个年轻的秘书不同。

他的左臂正常摆动,甚至因为有些吃力而摆幅很大,但他身体的右侧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僵硬。

他的右手,深深地插在裤子的右侧裤兜里,像是在那里生了根。

现在已经是五月底的华北平原,白天燥热,到了后半夜虽然有些凉意,但也绝不到冻手的地步。何况急行军是个重体力活,大部分战士都跑出了一身透汗,恨不得把扣子解开,怎么会有人把手插在兜里取暖。

周彪加快了几步,稍微拉近了一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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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极其微弱的天光,他看清了。

那个口袋沉甸甸的,坠得裤管有些变形,显然里面装了不少东西。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让周彪感到头皮发紧的,是那个口袋表面的微小起伏。

那个年轻人的手并没有老实地待着。

随着他迈出的每一步,他的手腕都在兜里极其隐蔽地转动一下,手指在布料下做出一种捻动的姿势。

那动作非常有规律,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奏感:左脚迈出,不动;右脚迈出,那个兜里的手指就微微弹动一下。

这名秘书此时似乎并未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的屁股看。

他有时还会假装整理一下皮带,看似随意地把身体向路边靠一靠,走在队伍的最边缘。

每当这个时候,那个兜里的动静就会稍微大一些,仿佛是为了确认什么东西落下的位置。

周彪屏住了呼吸。

他的视线随着那个不断重复的动作,从秘书的手腕,慢慢移动到了那条裤腿下方的地面上。黑暗中,看不清地面上有什么,只有扬起的微尘。

一种巨大的、不祥的预感扼住了周彪的喉咙。

他不明白这个“插手”动作的具体物理意义,因为兜里显然藏不下发报机,也不可能点火光。

这看起来毫无威胁,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幼稚的小动作。

但也正是这种违背生理本能的坚持,让这个动作充满了阴谋的味道。

人只有在执行某种极其重要且不可中断的任务时,才会去对抗身体的自然平衡感。

周彪放慢了脚步,直到那名秘书的身影重新融入前方的夜色。

他不需要再看第二眼了,那个影子已经被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04

“喝口水吧,司令员,嗓子都冒烟了。”

警卫员递过来半壶浑浊的井水,打破了周彪的沉思。

天边刚露出鱼肚白,部队正在一道干涸的河沟里进行短暂的修整。

周彪接过水壶,机械地抿了一口,并没有下咽。

他的目光越过警卫员的肩膀,再一次落在了几十米外那个依靠在土坎上休息的秘书身上。

即便是在睡梦中,那个年轻人的右手依然下意识地搭在那只鼓囊囊的右侧裤兜上。

周彪的大脑像是一台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飞速地回放着过去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所有琐碎画面。

那个诡异的、充满节奏感的手部抽动,就像是一根烧红的铁条,在他脑海里反复横跳。

这种动作一定有它的战术目的。

但究竟是什么?发信号?不可能,那里没有光和声。

撒传单?如果是纸片,几百人走过后肯定早就被发现了。

“真他娘的邪门。”

一句带着浓重保定口音的抱怨突然从周彪记忆的深处跳了出来。

那是昨天黄昏时分,侦察股长老赵回来汇报路线情况时,在汇报完正事后随口吐出的一句牢骚。

当时大家都专注于地图上日军的穿插路线,没人把这句抱怨当回事。

毕竟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老兵对路况发几句牢骚太正常不过了。

周彪当时也只是挥挥手让他去休息。

但此时此刻,在黎明前的死寂中,周彪像是个正在解开连环扣的工匠,把老赵那句看似毫无意义的废话,强行拽了回来,放置在了那个秘书不断抖动的手腕旁边。

那天老赵说的是:“这世道真是反了,人吃不上饭,麻雀倒是享了福。

刚才在那个三岔口,我赶都赶不走那群野鸟,全聚在路当间的土窝窝里疯抢,也不知道是不是谁家的大车漏了底。”

如果这是和平年代,路边有粮食洒落,引来飞鸟啄食,是再寻常不过的田园景象。

可这是1942年的五月,是冀中大旱加上日寇封锁的饥荒之年。

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啃光了,路上哪里会有漏底的运粮车?哪家百姓会富裕到让粮食撒在路上喂鸟?

既然不是运粮车漏的,那粮食是从哪来的?

周彪死死盯着那个还在熟睡的秘书,视线似乎穿透了那条灰色军裤的布料。他终于看懂了那个动作。

那只插在兜里的手,根本不是在取暖,那个看似严丝合缝的口袋底部,一定有一个精心修剪的小洞。

而那只不断捻动的手指,就是在控制这个小洞的开合频率,只有捻动一下,原本堵在破口处的谷物才会漏下去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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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法,比扔纸片、画粉笔要隐蔽一万倍。

在尘土飞扬的行军路上,谁会注意混杂在泥土里的几粒庄稼?

日军之所以能长着千里眼,根本不是因为有电台,而是这支队伍走到哪,就把路标铺到了哪。

那个平日里看起来文弱顺从的“进步青年”,就这样当着所有人的面,像播种一样,把几千人的性命一粒一粒地卖给了身后的冈村宁次。

周彪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了腰间的驳壳枪盒,枪柄冰冷的触感让他找回了一丝理智。但紧接着,一个更让他窒息的念头冒了出来。

如果只是抓内奸这倒是好办,但是日军就在后面,解决了内奸,也并不能解决危机,该怎么办?直接将内奸枪毙?

周彪思考了很久,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冒出了出来,而这一大胆的决定,也拯救了这支部队。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