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绝中央的任职邀约，坚持回乡当老师|中央|王一知(1901年)|红色女特工

1949年3月23日清晨，西柏坡的土地上积着薄霜。大队人马就要动身进北平，几位中央领导仍抽出十几分钟，特意把一位身材瘦小的女同志请到窑洞里——她就是王一知。朱德笑着摆手：“首都建设离不开妇女工作，你来主持最合适。”她却轻轻摇头，只说了八个字：“谢谢厚爱，仍想办学。”一句拒绝，让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许多人以为她只是性情淡泊，不喜官位，其实那是一条被血与火烙印过的选择。把镜头拉回二十多年以前，1922年夏天，上海黄浦江边的平民女子学校里，王一知第一次听到李达讲“工农兵与新女性”的关系。自此，她把剪下的长发连同旧姓名“杨代诚”一同封存，决心另起一步。

家世对她毫不宽容。1901年，她出生在湖南芷江侗乡，父亲官学双修，却拘泥祖训，对这个迟来的女儿漠然。十四岁丧母那晚，家中旧式祠堂的灯芯吱吱作响，她默默给母亲磕了头，随后背起包袱奔向省城师范。五年求学，靠的是同窗接济和自己在私塾做夜班教书的工资，硬是没要父亲一文钱。

毕业那年，正值“五四”余波，长沙街头学生的白布横幅上写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王一知和十几名姑娘一齐剪发，她笑言：“头发是我自己的，命也是我自己的。”从此，她在湖南、上海、北京几地辗转，先后听过陈独秀、陈望道的课，又在李大钊家短住一个月。李大钊叮嘱她：“妇女解放，不是争饭碗，而是争做主人。”这句话，她以后在课堂上重复了无数次。

1923年，她进入上海大学就读政治社会系，也在那里结识了张太雷。那是个总把外套脱下来垫给同学的青年。一次宿舍里忽然出现一包西装，上面夹着张太雷写的字条：“换学费，比穿衣体面。”姑娘们哄堂大笑，偏有人红了眼眶。王一知把那张字条折好，放进随身的词典里，一放就是一辈子。

1925年，两人随党赴广州工作，王一知兼任广州妇女协会宣传部长。张太雷忙到深夜，常常只有几片烧麦充饥。临睡前，他会把桌上文件一推，对她说：“笔杆子、舌头子，都是枪。”她点头，第二天便站到码头工人面前讲“同工同酬”。

可风云翻卷。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张太雷秘密回到广州组织起义，11月29日凌晨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九岁。王一知产后两周，还来不及把喜讯写进家信，就接到了噩耗。她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早，抱着襁褓里的女儿对自己低声讲了一句：“哭完，干活。”

接下来十年，她隐匿在上海弄堂，表面是小书店老板娘，暗里护卫三部电台。李白台失事那次，她先把密码本塞进婴儿手推车，又假扮佣人为被捕同志送饭，硬是把情报带出隔离号房。周恩来听完经过，放下茶杯对她说：“胆大心细，你是‘女特工’。”她却笑着回敬一句：“可还是老师。”

抗战爆发后，王一知转入重庆。她在沧白路租下一间旧屋，墙上贴大幅世界地图，用细针把各地敌情标成密密麻麻的红点。据说毛泽东1945年赴渝谈判前，也特地看过那面墙，赞她“心中有全局”。谈判结束，毛主席嘱咐：“解放后有的是工作让你挑。”她只回答：“想教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愿望终于成真。1950年，上海吴淞中学满目疮痍，她带着二十来个老师从打扫瓦砾做起。校门口立了一块旧木牌，上书八个字：“自立自强，重振书声。”当时社会秩序不稳，校外常有残匪骚扰，她干脆把寝室搬到门卫室，夜里听到动静就拉响铜铃。

教学改革也紧锣密鼓。她取消过时的《修身》和《礼仪》，增设“劳动与科学”两课；把堆在仓库的废弃车床修好，带学生动手车零件。有人质疑中学生摸机床不务正业，她笑道：“书本是死的，手是活的。”1952年调任华北中学校长，组织上给了行政八级，她硬是要求降到十二级。

1964年，她写信给刘少奇，请求在重点中学实验半工半读。批示到校时，几位教师直喊“不可能”。王一知把手拍在图纸上：“买设备的钱，咱们自己凑，我拿头一个月工资。”于是第一台学生自装的磨床在操场边呜呜作响，同学们把金属屑当礼物带回家。短短三年，学校输送十几名高材生给兄弟厂矿。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一知被扣上“修正主义代理人”帽子，抄家抬走的除了衣物，最多的就是教材样本。最艰难的日子，她每天早晨仍坚持在笼中铁窗旁背诵《史记》。1977年平反时，她六十六岁，再度回到校园，先办的不是欢迎会，而是一场学生实验汇报。她双手抚着正在打板手的男生肩膀，只问一句：“危险不？”那孩子回声干脆：“不危险，老师放心！”

党和国家没忘记她。1977年、1953年、1949年，中央前后发出三份调令，分别请她出任教育部职务或妇工负责人，她次次谢绝。身边同志替她惋惜，她却淡淡一句：“一旦离开课堂，心就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