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的一天傍晚，京城风沙突起，灯火刚亮，周总理走出人民大会堂时还在低头思索：卫戍区到底该怎么扩编，谁来统兵最稳当？首都的气氛比天空更沉重。傅崇碧的名字此刻又被摆上案头。四年前，他率三十八军在铁原顶住美军重炮，“万岁军”的名头传遍战线；如今他担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眼看局势风云激荡，重担再一次落在肩上。卫戍区自1949年组建，多年来只有“一师一团”薄底子，维持首都仪仗、警卫已显吃力。叶帅看在眼里，提议扩编至四个师。部署送到国务院，周总理点头，可指挥人选还卡着，必须先定下来。有意思的是，这一回决定权似乎并不在总理手里。因为第一政委谢富治已提前表态：既要扩军，还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并进卫戍区，做成“政工—武装”一体的样板。谢富治此刻已是副总理、公安部长，又兼北京军区政委，论级别妥妥副国级。他的提议对普通干部来说，只有“是”的余地。然而傅崇碧却摇头：“地方是地方，部队是部队，怎么能搅在一起？”两人并非陌生人。三十年前，川陕根据地里，傅崇碧拉民兵闹土地，谢富治跑前线管政工。那时一个是地方红干，一个是红军师政治部主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再熟也挡不住原则分歧。傅崇碧分析得很直：卫戍区的职责是战备和警卫，公安局却肩负社会治安、户籍、侦查。若编制合并，指挥链混乱，战时难保反应速度。更要命的，是军管地方警务，一旦尺度失衡，后患无穷。谢富治不买账，他手握公安系统，深知大运动已把公安干警冲得七零八落。若抱住卫戍区这棵“常青树”，既可补人手，又能借军队威信震慑。两种逻辑针尖对麦芒，往来数轮皆无结果。事情被层层递上。总理听完汇报，眉头微蹙。支持谢富治，担心军地不分；支持傅崇碧，又怕得罪这位屡受重用的副总理。于是他摆出稳妥办法：“这事关系重大，我们一起去见主席。”一天深夜，丰泽园灯光透出窗棂。毛主席靠在藤椅上，听完两人各自陈述，笑问：“你们俩一个打鬼子出身，一个剿匪出身，怎么还镇不住这点事？”傅崇碧抢先发言：“主席，军队有军队的规矩，内务警务还是由公安系统更合适。”谢富治紧随其后：“首都形势复杂，合并便于一元化领导。”语气虽柔，却寸步不让。沉默片刻，主席抬手示意。那双熟悉的大手划了一个弧线，“军队还是要军队的样子。公安也有公安的章法。放一起，反倒互相牵制。扩编可以，合并免谈。”一锤定音，两人同时起身敬礼。散会后，周总理目送二人离开，长舒一口气。多年后他谈到此事，只说了七个字：“分而治之，动静小。”外人听来云里雾里，知情者却懂，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背后，藏着首都安全的大局运筹。值得一提的是，卫戍区扩编顺利完成，四个步兵师陆续进驻京郊。傅崇碧指挥若定，覆巢之乱中稳住了中央机关。再看谢富治，他依旧握有政法大权，可那场大风暴终究让许多豪情难以为继。1971年后，北京政局渐趋平稳，卫戍区回归常态化建设。傅崇碧把重心放在练兵整训，与三十八军旧部拉网式点验。经验被各大军区借鉴，为后来的战备执勤树立模板。遗憾的是，谢富治在1972年病逝，终年五十八岁。傅崇碧与他再无交锋，却在回忆录中写下简短一句：“谢政委心气高，疾风烈火一般的人。”对往昔分歧不提是非，只剩唏嘘。历史不会忘记那场深夜的会谈。它像一面镜子，照出当年军政权力的微妙界线，也映出周总理的圆融、毛主席的果决、以及一位铁血悍将的原则底线。在动荡年代里，这样的分寸感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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