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案公审，5位军人主犯：有人长篇狡辩，有人骂自己“遗臭万年”|两案公审|吴法宪|林彪|林立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北京的风带着冬意穿过长安街。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台阶上，武警分列而立，十名押解车停下，车门打开，五位身着灰色羁押服的被告依次走下。围观者不多，却个个神情肃穆——今天是“两案”特别军事法庭再度开庭的日子。

法庭编号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已经在席。十名主犯中，五位来自部队，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七十岁的黄永胜略显佝偻，却努力挺直腰板；年仅五十一岁的吴法宪低头不语；李作鹏与邱会作神情木然；江腾蛟则面色灰白。这五个人，曾经在共和国军队呼风唤雨，如今同站被告席，场景之荒诞，旁听席上不少白发老人轻叹。

审判伊始，公诉人首先摆出的，是一桩桩扎实到难以辩驳的证据。尤其针对黄永胜，检方调出了那通著名的“一百三十五分钟通话”记录。同林彪、叶群的深夜密谈，被详细标注了时间节点──从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深夜，到九日凌晨，“所涉及事项与林立果的政变预案高度重合”，这是检方的原话。黄永胜眉头紧锁，却非哑口。他提笔做记录，随即抬头狡辩：“谈话内容多为部队移防，绝无他意。”但证人问答与电讯细节把时差锁定在三天内，他退无可退，只能搪塞“记忆模糊”。

黄永胜的狡猾，让人想起他早年的军旅生涯。一九三〇年参军，湘赣边界的枪火锻造了他的警惕与沉稳。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一路升至大军区司令。功劳簿上密密麻麻，然而到“文革”期间，他却在林彪“揽军权”的棋局里扮演要角。星光与阴影往往并存，试想一下，当年的“永远的元帅”呼号，在法庭的墙壁上只剩冰冷回声。

相比之下，吴法宪的落差更加剧烈。这位空军少将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在辽沈战役中立过大功，三十七岁便成为最年轻的空军司令。可到了“文革”漩涡，他把手中的制空杖交给了林立果。检方质问：“谁批准你擅自提升林立果为副部长？”吴法宪低头，声音沙哑却清晰：“我迷信了‘全才’、’帅才’的谎言。”说到激动处，他猛地拍桌，“我会遗臭万年！”一句话，回响良久。旁听席有人微微侧目，似在思索悔悟究竟能否抵消军人应有的担当。

李作鹏的“飞机跑道”问题在庭上一度成为焦点。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空17号机起飞前，上级明令需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签字同意。可李作鹏擅自修改口令，只要“四人中任一首长指示”即可放飞，直接为林彪外逃打开闸门。证据朗读完毕，他面无表情：“我当时判断林副主席有急事。”伍修权淡淡接话，“你的判断，突破了最高军令。”短短一句，李作鹏再无言辞，额头细汗密布。

邱会作被控在总后勤部实行“专政”，迫害老干部。审判材料罗列了二十多位将校的遭遇，其中包括曾经与他同生死的抗战老战友。名单读到袁仲贤时，邱会作突然抬手捂脸，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我害了他们。”他是此庭五人中认罪态度最为直接者，却也是在场许多老兵最难以释怀的人。毕竟，总后是保障部队生死的命脉，一旦被私欲侵蚀，代价常常是生命。

江腾蛟案卷放在最后。这位“海军小舰队”骨干出生于一九三〇年，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三岁。因作战英勇，二十七岁升为少将。可惜他甘为林立果打手，策划所谓“迁都广州”与“广州起义”预案，搞“东北舰队南下”调动。阴谋未遂，恶果难消。最讽刺的是，他在押期间曾不断请求立功赎罪，却因罪证确凿无从回旋。

庭审持续二十二次，耗时四十多天。公诉方的逻辑清晰，证据链条完整；辩护环节也未被压制，每位被告均获两名律师协助。这在当时的审判史上极为少见，体现出“依法审判”的基调。伍修权庭长闲谈时说过一句：“军装穿得再久，也得尊法；勋章再多，也压不住事实。”现场书记员迅速记下这句话，却始终没有机会写进笔录。

宣判那天，室外雪花纷飞。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多项重罪，分别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吴法宪十七年；李作鹏十七年；邱会作十六年；江腾蛟十六年。量刑一出，黄永胜的肩膀明显一沉，像卸下一副多年挥之不去的铠甲。吴法宪若有所思，喃喃重复那句“遗臭万年”。李作鹏仍然沉默。邱会作向审判席点头，似在接受宿命。江腾蛟则抬头望向天窗，目光空洞。

公审结束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痛斥五人“背离初心”，也有人感慨“功过共存”。不过，军史档案中有条铁律：战功可以铭记，罪责必须承担。事实链条一旦清晰，再华丽的辩词也难改判决。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军事法庭的程序后来被视作共和国走向法治的一次重要里程碑：公开、透明、允许辩护，不因军衔高低而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