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的时候，刘建国正在院子里晾晒他那些奖状。足足三十八张，从小学三年级“学习标兵”到去年单位“年度先进个人”，一张不落，整整齐齐贴在晾衣绳上，随风轻轻摆动，像一串褪色的旗帜。
隔壁王婶扒着墙头探出半个脑袋：“建国，你这是干啥呢？晒奖状不怕晒褪色了？”
刘建国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头也不抬：“晒晒更健康，去去霉味儿。”
这是他的规矩——每年秋天都要晒一次奖状，就像别人晒被子一样。刘建国打小就知道，规矩这东西，比爹妈还亲，比命还重要。他爹活着的时候常说：“建国啊，咱小老百姓，不懂规矩就没法活。”
他深以为然。
下午两点整，刘建国准时出门上班。他是市文化局档案科的一名科员，工作了二十三年，从没迟到早退过一分钟。出门前，他习惯性地检查了三遍：钥匙在右边裤兜，钱包在左边内兜，工作证别在胸前口袋，上面那张一寸照片里的他神情严肃，仿佛正要去完成什么重大使命。
路过胡同口时，几个下棋的老头抬眼看了看他。
“刘科长上班去啊？”
“哎，上班上班。”刘建国点头，步子不停。他知道他们背后叫他“刘规矩”，他不介意，规矩有什么不好？没规矩才不成方圆。
文化局大楼是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厚重、沉闷，像一口巨大的石棺。刘建国在三楼最东头的办公室，窗户对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松树，他已经看了二十三年。
他的办公桌总是全局最整齐的——左边放文件筐，右边摆文具盒，正中是那块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全局通讯录、常用电话表，还有一张女儿五岁时的照片。女儿现在在深圳工作，一年回不来两次。
下午三点，科长扔给他一份文件：“建国，这个批一下，明天要报上去。”
刘建国接过文件，扫了一眼，眉头皱起来：“科长，这不合规矩啊。”
“怎么不合规矩了？”科长有些不耐烦。
“您看这儿，”刘建国指着文件上的一行字，“按照局里第三十七号文件规定，这类项目审批需要三个部门会签，这才两个部门的章。”
科长凑过来看了看，摆摆手：“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局长催得急。”
“规矩就是规矩，特殊情况也得走程序。”刘建国固执地说。
科长叹了口气，知道跟刘建国说不通。全局都知道，刘建国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较真。二十三年了，连个副科都没提上，跟这脾气不无关系。可奇怪的是，领导们虽然烦他，却又离不了他——局里那些陈年老规矩，别人早忘了，只有刘建国记得一清二楚。
“那你说怎么办？”科长问。
“我把缺的那份补齐。”刘建国站起身，拿着文件出去了。
这一补就是三天。等刘建国捧着盖全了章的文件回到办公室时，科长已经因为办事不力被局长骂了一顿。看见刘建国，科长苦笑：“建国啊建国，你可真是……”
刘建国没听出话里的无奈，反而有些得意：“规矩不能坏，坏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他把文件工工整整放在科长桌上，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开始整理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放最上面，《光明日报》次之，然后是《北京日报》。这也是规矩。
下班前半小时，刘建国开始写工作日志。二十三年如一日，每天做了什么，见了谁，批了什么文件，事无巨细。写完日志，他拿出小本子，开始记录今天“不合规矩”的事：小王上班迟到七分钟，老张在办公室抽烟，财务科报账没附全发票……
这个本子已经记了厚厚的七本，刘建国给它们编号，锁在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有时夜里睡不着，他会拿出来翻看，看着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不合规矩”，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至少他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在乎规矩。
周五下午，局里突然通知开会。刘建国提前十分钟到会议室，在倒数第二排靠右的位置坐下——这也是规矩，科长们坐前排，科员坐后排；资历老的坐中间，资历浅的坐两边。他坐了二十三年，从最边上的位置慢慢往中间挪，现在差不多到中间了。
会议内容是关于文化市场整顿。局长在上面讲得慷慨激昂，下面的人有的打瞌睡，有的玩手机。刘建国坐得笔直，认真做笔记。突然，局长提到一个名字：“……尤其是像‘迷途书店’这样的地方，打着文化的旗号，卖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必须坚决取缔！”
刘建国手中的笔顿了顿。
迷途书店他知道，在鼓楼东大街的一条小巷里。上个月他去过一次，为了给女儿找一本绝版的外国小说。那书店不大，但书很特别，很多市面上见不到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一副细边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刘建国记得，她找书时动作很轻柔，仿佛那些书都是有生命的。
“这样的书店不整顿，我们的文化市场怎么能清朗？”局长继续说着。
刘建国在笔记本上写下“迷途书店”四个字，又在旁边画了个问号。
散会后，科长叫住他：“建国，迷途书店的检查就交给你了，下周一去一趟，该收的书收，该封的门封。”
“我一个人去？”
“这种小事，还需要一个团？”科长拍拍他的肩，“你办事，我放心。”
刘建国没说话，心里却有些异样。按理说，这种行动至少得两个人，还得有执法证。这是规矩。但他看了看科长急匆匆离开的背影，把话咽了回去。
周末两天，刘建国有些心神不宁。周日上午，他鬼使神差地又去了趟鼓楼东大街，在迷途书店对面的咖啡馆坐了一下午。透过玻璃窗，他看见书店里人来人往，大多是年轻人。那个女老板一会儿在柜台后整理书籍，一会儿帮顾客找书，始终安静从容。
周一早晨，刘建国特意换了身正式的中山装，把工作证擦得锃亮。到局里拿了封条和执法文书，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只身前往迷途书店。
书店的门开着，风铃叮当作响。女老板正在整理书架，回头看见他，愣了一下，随即微笑：“您来了？上次那本书还好吗？”
刘建国没想到她还记得自己，有些局促：“挺好的，女儿很喜欢。”
“那就好。”女老板擦了擦手，“今天需要找什么书？”
刘建国深吸一口气，掏出工作证：“我是文化局的，奉命来检查。”
笑容从女老板脸上慢慢褪去，但她依然保持着礼貌：“请便。”
刘建国开始检查。他查得很仔细，一本一本地翻。书店确实有些书不太“规矩”——有国外未经审批的译本，有印着敏感封面的诗集，还有一些他看不懂的哲学著作。按照规章，这些都应该没收。
“这些书，”刘建国指着挑出来的一摞，“不符合规定，我要带走。”
女老板静静地看着他：“您知道这些书为什么有人买吗？”
刘建国不说话。
“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声音。”女老板轻声说，“规矩之外的声音。”
“规矩就是规矩。”刘建国硬邦邦地回答，这是他父亲常说的话。
“那如果规矩错了呢？”女老板突然问。
刘建国愣住了。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想过。规矩怎么会错？规矩就是规矩，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女老板从柜台后走出来，抽出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国家的规矩如何让整个民族走向疯狂。您要不要看看？”
刘建国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我不需要看，我只执行规定。”
“执行规定，”女老板重复着这句话，眼神变得有些悲哀，“您这辈子就只是执行规定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刘建国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他想起了女儿上次回家时说的话：“爸，您活得太累了，什么都按规矩来，有意思吗？”当时他很生气，觉得女儿不懂事。可现在，同样的疑问从一个陌生人嘴里问出来，却让他感到一阵心虚。
“请您配合我的工作。”刘建国避开她的目光，开始填写没收清单。
女老板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目光让刘建国浑身不自在，仿佛自己正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的手有些抖，字写得歪歪扭扭，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还有，”刘建国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书店需要停业整顿，这是封条。”
他拿出封条，却怎么也撕不开。胶太黏了，或者是他手心的汗太多。试了几次，封条被撕得破破烂烂。刘建国脸涨得通红，他从来没这么狼狈过。
“我来吧。”女老板接过封条，轻轻一撕就开了。她甚至帮他贴在了门上，工工整整，不偏不倚。
“这样行吗？”她问。
刘建国点点头，抱起那摞书，逃也似的离开了书店。走出很远，他还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目光，平静而悲伤。
回到局里，科长看了看他带回的书，满意地点头：“干得好，建国。就该这样，不合规矩的，一律清除。”
刘建国没说话，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那天下午，他第一次没有写工作日志，只是盯着窗外那棵歪脖子松树发呆。他想起女老板的问题：“您这辈子就只是执行规定吗？”
下班回家，刘建国破天荒地去小店买了瓶二锅头。他平时不喝酒，觉得那是不规矩的。但今天，他想喝一点。
几杯下肚，晕晕乎乎中，他翻出了那七本记录“不合规矩”的笔记本。一页页翻看，那些曾经让他愤慨不已的“违规行为”，此刻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老张在办公室抽烟，小王迟到，李姐用公家电话打私人长途……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是五年前，女儿高考填志愿，想学艺术。刘建国坚决不同意：“学艺术没前途，不稳定，不合规矩。”最后女儿妥协了，学了会计，现在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财务，每次通电话都说“没意思”。
“我错了吗？”刘建国对着空荡荡的房间问。
没有人回答。
第二天，刘建国请了病假，这是工作二十三年来的第一次。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中午时分，他爬起来，又去了鼓楼东大街。
迷途书店的门上贴着封条，在秋风中微微颤动。刘建国站在对面看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他走过去，轻轻撕下了封条。
门没锁，他推门进去。书店里空无一人，书籍整齐地摆在架子上，仿佛随时等待读者。刘建国走到柜台后，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是女老板清秀的字迹：“规矩之外，尚有天地。我走了，书店留给有缘人。”
刘建国捏着纸条，在书店里坐到黄昏。离开时，他没有重新贴上封条。
一周后，迷途书店换了招牌，叫“规矩书店”。新老板是个年轻人，卖的都是合规合法的书，畅销书、教辅材料、养生指南。书店生意不错，比原来还红火。
刘建国有时会路过，但从不进去。他还是每天按时上下班，还是坚持各种规矩，只是不再记录别人的“违规行为”。那个小本子，被他扔进了护城河。
年底评优，刘建国又得了“年度先进个人”。领奖时，局长拍着他的肩说：“建国同志是我们局的标杆，恪守规矩，值得大家学习。”
台下响起掌声。刘建国捧着奖状，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张奖状和之前那三十八张不一样——它的边角有些卷了，因为那天拿回家后，他没有立刻压平收好，而是随手放在了茶几上。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刘建国路过胡同口，看见老槐树下有个流浪歌手在弹唱。歌声沙哑，唱的是一首老歌：“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刘建国站在人群外围听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离开时，他往歌手的琴盒里放了五十块钱，这是他一整天的伙食费。
“谢谢大哥！”歌手在后面喊。
刘建国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这个动作不太规矩，不符合他一贯的形象，但他突然觉得，偶尔一次，也没什么不好。
回到家中，他翻开一本从迷途书店偷偷留下的书——那本女老板推荐过的，讲规矩如何让人疯狂的书。翻开第一页，上面有一行娟秀的批注：“最大的规矩，是知道何时该打破规矩。”
刘建国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下面添了一行字：“而最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规矩。”
窗外，今年的第一场雪开始飘落，轻轻覆盖了这个规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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