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江西南昌的街头已有些闷热，省政府大院里却笼着另一股更难排遣的燥意——邵式平刚刚读完一封来自上海的急信。署名“贺子珍”，行间写满十二分恳切：二十一年前在瑞金落下的幼子毛毛，如今生死不明，请省里设法查访。邵式平皱着眉，给秘书留下一句“今下午把王家珍喊来”，便匆匆赶赴会议。
三小时后，王家珍接过那封墨迹略显晕开的信，第一反应是惊愕。贺子珍在延安疗伤期间常被人提起，可关于她与毛泽东的小儿子，外界知之甚少。王家珍心里直打鼓：要在战火反复蹂躏的赣南大地找一个当年不足四岁的孩子，谈何容易？
第二天，他踏上去瑞金的破旧吉普。车窗外，稻田一片葱翠，谁能想到二十年前这里还硝烟弥漫。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瑞金城内满目惊惶。那天夜里，贺子珍裁旧军装给毛毛缝棉袄的情景仍在许多老红军的记忆里闪着微光，却没人知道孩子最终被交给了谁。
王家珍先从县档案馆下手。《瑞金县志》1934年册的一行小字“红军孤儿暂寄民户”给了他一点安慰，却没有姓名。接着便是没日没夜的走访，他撑着竹竿趟河，提着马灯进寨，七十多个村落跑遍，换来的多半是摇头。有意思的是，他每次提到“孩子裹着旧军装”时，老乡们总会沉默一瞬，像努力在记忆深处扒拉什么。
转机出现在朱坊村的土墙前。两个晒麦子的老农闲聊时冒出一句：“朱盛苔家当年收了个红军娃。”王家珍几乎跳起来，随即按捺住激动。第二天拂晓，他敲开朱盛苔的门。老两口把他让进堂屋，一听来意，异口同声：“孩子叫朱道来，早给南京人接走了。”
黄月英捧出一摞发黄的信纸和一件洗得泛灰的小棉袄。她说话时低着头，声音很轻：“这是他来的时候裹的，好歹留个念想。”王家珍伸手触到那层粗布，心头猛地一缩——针脚潦草却极熟稔，贺子珍在闽西医院住院时常用这种回针法。照片里，十五六岁的朱道来额头宽阔、颧骨高耸，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相似得令人心惊。
为了谨慎，他请老两口把相片和棉袄一并带到上海。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贺子珍在寓所静候。门一开，她的目光牢牢黏在男孩脸上许久未移，然后喉头滚动，哑声唤了一句：“毛毛……”屋里人都没说话，只能听见她压抑的抽泣。那夜，她与黄月英促膝而坐，反复抚摸那件小棉袄，天亮才合眼。
身份尚需最后盖章。中组部将朱道来和黄月英接到北京，对外只说“慰问革命后代”。李敏几次到招待所陪朱道来游览，周恩来、朱德也来看望过，大家都觉得相貌与血型都对得上。黄月英见阵仗之大，心里既欣慰又惴惴，她悄声对王家珍道：“孩子若真飞黄腾达，也算没辜负当年托付。”
就在尘埃似乎要落定时，南京忽然传来消息。朱月倩自称亡夫霍步青的遗孀，声称朱道来便是自己的儿子。她赶到北京，拍桌子痛哭：“那是我十年前丢的骨肉！你们敢抢走，我就寻短见！”一时间，招待所的走廊里满是凌乱脚步声。
事件必须报请最高层。毛泽东正在西郊主持文件起草，听完汇报，沉吟良久，只抛下一句：“不要再说这事了。无论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交给组织，由人民抚养。”语调平静，却像锤子敲在几人的心上，事情自此转弯。
朱道来被安置在帅孟奇家，随后插班清华附中。王家珍偶尔收到来信，“道来哥”字里行间透着拘谨：谢过各位关照，可也不知该把自己归于何处。试想一下，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忽而被推到两段截然不同的身世之间，该是何种惶惑。
1966年初夏，书信突然中断。王家珍在工余偷偷投寄数封未得回音，心里隐隐不安。八年后他赴瑞金慰问老战士，再见黄月英，才得知朱道来已于1966年底病逝。黄月英眼圈发红：“他最后想回村里，可没来得及。”院子里蝉声聒噪，王家珍扶着门框，半天没说一句话。
毛毛究竟是不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这层迷雾最终封存。档案柜静静锁好，几页调查笔录、一个旧棉袄、一张黑白照片被收入卷宗。人们只记得，那个在闽西福音医院呱呱坠地的孩子，出生前三年烽火连天，出生后三十年仍随风飘零。史册翻到这一页时，笔迹忽深忽浅，可它提醒后来者：战争并不仅仅夺走生命，也掐断许多寻常日子的延续；而革命者的儿女，无论姓毛姓朱，终究被托付给更广阔的人民去养育、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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