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的一天清晨，山西昔阳县大寨的山沟里雾气未散，陈永贵站在半截尚未完工的石坝上，看着被暴雨冲坏的田垄，一言不发。脚下的泥水冰凉，但他脑子里全是一个念头——把庄稼救回来。灾情刚过三天，外地电话劝他申请援助，他却回道：“别急，我们自己来。”这股倔劲，后来被许多人称作“大寨精神”的雏形。
往前推十余年，1949年春，陈永贵刚带着“老少组”打破亩产百斤的天花板。组里只有他一个壮劳力，可老人有经验，孩子有冲劲，他硬是把沟壑地改成平畦，产量刷到一百六十九斤。彼时的他不过三十四岁，说话带着浓重的晋中腔，脸上常年被风吹得皴裂，却干净利落。
1952年他接过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分红，而是把社员拉到山坡上，指着乱石嶙峋的斜面问大家：“敢不敢把这儿弄成梯田？”众人面面相觑，他轻轻一句“跟着党走准没错”，把犹豫压下去了。十年造地规划就此写在墙报上：每年修垒石坎两万块，挖土回填五千方，雨水全蓄到地里。听上去枯燥，干起来要命，可产量翻番的目标像一面旗，谁也不好意思落下。
时间进入1958年，大寨的梯田初见雏形。那年秋后验收，每亩五百零二斤，县里技术员把秤抬走又抬回来，愣是没查出猫腻。陈永贵笑着说：“土好水足，谷子就中。”话糙理不糙，干部们记在了本上，成了日后调研的金句。
真正让大寨名声大噪的，却是那场七天七夜的大暴雨。两道大坝断了，麦子全埋在泥里。村口的小学教室里，一盏煤油灯下，陈永贵对红了眼圈的乡亲说：“咱不求人，先把坝立住。”随后连夜点名分工。有人忍不住问：“要是再下雨呢？”他拍拍胸脯：“那就再垒，垒到山低头。”一席话像钉子，死死钉在村里汉子的心上。当年冬麦照样下种，第二年亩产依旧百斤以上，这回不仅自救成功，还把“自力更生”四个字写进了省里的报表。
事情传进毛主席耳朵，他颇感兴趣。“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主席一边询问，一边亲手在纸上写下那三个字，之后笑道：“识字不多，干的事不少。”不久，陈永贵被请进北京作报告。人民大会堂里，他穿着旧呢子衣，把“评工记分”“轮流坐庄”“先公后私”说得头头是道，七千多名代表掌声不断。
1964年底，陈永贵突然接到周总理电话：“今晚主席过生日，请你来坐坐。”他推说“土腔太重，怕说错话”，总理笑答：“真话哪有腔调之分？”生日宴上，毛主席举杯：“永贵，多吃菜。”陈永贵有点拘谨，小声回答：“俺吃得惯高粱饼，也不能让您破费。”这段简短对话后来被记者记录，成了最生动的注脚。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周总理在医院里对他说：“党要你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的路子推向全国。”陈永贵直摇头：“我这点文化恐怕不行。”总理一句“共产党员要听党的安排”，让他无话可说。进了钓鱼台，他还是每天五点起床，先在院子里推石磙，再去厨房看大锅粥。“官再大也要吃饭干活，这才踏实。”他常这么讲。
奇怪的是，薪水他一分没领。中央给副总理级别，省里又想补贴，他都推回去，只认大寨的工分——一天一块五。随行干部算过账，连路费都不够。陈永贵摆手：“能省就省，国家的票子得花在刀刃上。”有人悄悄给他加一只鸡，他却把鸡交回灶上，说自己只想吃碗莜面。别看他节俭，招待来客却不吝啬，用省下的钱买馍馍豆腐，照样热气腾腾。
工作最叫他头疼的是批文件。密密麻麻的小楷，常常看得眼花。1978年冬，他把请辞报告交到中组部。“干不了就下去，不能耽误事。”1980年全国人大批准，陈永贵谢过首长，提了几件旧行李，坐绿皮火车回到大寨。站台上，他对乡亲们笑着挥手：“我回来当你的社员喽。”一句实话，听得大伙儿眼圈发红。
返乡后，他并没享清福。锄地、修坝、巡水渠，一天到晚跟从前一样。有人劝他多歇歇，他摆手：“庄稼是命根子，丢不得。”只可惜身体不再硬朗，1984年起，他的咳嗽越来越重。医生诊断为肺癌，他却淡淡说：“别折腾，钱留给公家。”家人急得直掉泪，他拍拍儿子肩膀：“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没给毛主席丢人。”
1986年3月26日凌晨，陈永贵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留下简短嘱托：“把我埋回大寨，不要开追悼会，少耽误生产。”同年四月初，他的骨灰被送返故土，安葬在那片被他一镐一锄垦出的梯田边。春风吹过，石坎间的冬小麦露出新绿，像是一位老农民的眼神，倔强，明亮，执着地望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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