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7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上空再次燃起礼花，亚运会闭幕式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名志愿者拍了拍同伴的肩膀：“咱们什么时候能把五环请到家门口？”一句看似随口的疑问，在当时却显得有些冒险。三年后，北京的确踏上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征程，只是结局让人扼腕——45票对43票，败给悉尼。两张选票之差，究竟掉在哪一步，成为多年悬案。
把镜头拉回更早一些。1979年10月，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为此奔走的何振梁将那份确认函视若珍宝。对新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体育领域的一纸回归，更是敲向世界的一声锣。也是在那一年，分管体育的邓公提出要“使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但彼时国力有限，举办奥运会只能列作长远目标。
真正点燃全民热情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日便拿下金牌，开幕式后的夜晚，国内广播里循环播放《歌唱祖国》，许多家庭守在黑白电视前守候比赛。邓公听到成绩，按捺不住，连声说了三个“好”。从那以后，“办奥运”再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被提上实际日程的任务。
为了摸清家底，北京先筹办一场分量足够的大赛。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如期举行。从场馆建造到城市配套，首都交出了亮眼答卷。闭幕式当晚，登上看台的邓公环视观众席，突然问在场干部：“办奥运的决心有了没有？这设施不用来迎五环，可惜了。”一句话把犹豫拉回现实，体育界的骨干们心里顿时有了主心骨。
1991年2月26日，北京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信函。同年9月，北京奥申委挂牌，张百发任常务副主席。那年冬天，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五环标识与“新北京、新奥运”的横幅，市民议论纷纷，报纸也不断科普“申奥程序”“技术评估”“投票规则”等新鲜名词。国内普遍相信，只要实力对比客观，北京并不输给任何一座竞争城市。
竞争者名单里，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塔什干赫然在列。表面上悉尼与北京实力相当，暗地里却酝酿着一场政治与商业的多重博弈。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召开，最后阶段采取多轮淘汰投票，每轮得票位列最后的城市出局。当北京顺利进入最终二轮与悉尼对决时，国内外媒体普遍认为胜算在握。然而，风云突变。
45票对43票。萨马兰奇宣读结果时，短暂而尴尬的沉默切开了会场空气。中国代表团脸色瞬间凝固。漫长的八秒里，国际媒体的镁光灯如停在半空。出来见记者前，张百发低声说了一句：“不能失态，但心里疼。”这句打气的话如今流传甚广。
失败原因成了坊间焦点。朝鲜曾被部分海外媒体列为“关键两票”的出处，可很快就有人质疑：朝鲜当时并无投票权。真正的幕后推手，正如邓公私下所言，“怕中国强大的人在作祟”。美国国会早在1991年公开通过议案，声称北京“人权记录堪忧”，呼吁国际奥委会慎重考虑。尽管按奥林匹克宪章，政治不得干预体育，但现实里，舆论与外交杠杆并未停止施压。
更耐人寻味的是澳大利亚的运作。多年后，澳洲奥委会主席约翰·科茨向媒体承认，为锁定支持，他曾对部分奥委会委员提供经济援助，名为“体育发展基金”。虽说游说在国际体育圈并不罕见，但这两张转向的票，恰是北京与悉尼一场输赢的所有差距。对于北京代表团而言，既懊恼又无奈。
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是英联邦体系的集体行动。随着曼彻斯特在前一轮出局，同属英联邦的代表国几乎无悬念地将票转投澳大利亚。加上北约盟友的默契呼应，北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被“孤立”。若干年后，一位北欧委员在回忆录里坦言：“那次投票，体育和地缘政治掺在一起，哪儿还分得清？”
申奥失利的当晚，代表团在驻地集体复盘。有人拿出芝加哥《太阳报》当天的评论——“政治压倒体育”的大字标题分外刺眼。席间气氛凝重，张百发却保持克制：“输了也得鼓掌，路还长。”他要求所有人次日必须打整齐领带，再去面见各国同行致谢。外电对此盛赞“惊人的风度”，为北京留下宝贵印象。
北京的街头巷尾，同样少不了遗憾。报纸用“只差两票有多远？”做通栏标题，读者来信塞满编辑部。一位老足球迷的话获得共鸣：“人家怕我们赢球，也怕我们办赛。”然而更响亮的声音是：赶紧补课，下一次不能再失手。
痛定思痛，北京首先查缺补漏。1994年起，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二期升级启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选址获批；宣武、丰台多座综合馆动工，为未来可能到来的全球盛会打下硬件基础。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批准成立更高规格的奥申委，何振梁出任主席，汇聚外事、体育、城市规划、宣传、财税等条线骨干，一张纵深更大的筹备蓝图徐徐展开。
有意思的是，技术准备之外，对外关系的“温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主动参与亚运会、东亚运、世界杯足球申办、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会议，目的是扩大人脉与话语权。靠的不是请客送礼，而是扎实承诺：“中国人说到做到。”埃塞俄比亚奥委会主席埃亚苏后来回忆，1998年北京代表团曾深夜陪他走访在华留学生宿舍，亲自解决场地使用问题，“我感到那是一种诚恳的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申奥第二次起跑时，北京还在国内掀起全民参与热潮。长安街上新设的电子倒计时牌每过一天都会跳动，成为上班族晨晚上下班的“打卡点”。广播里循环播放《永恒的火焰》，孩子们能背下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气氛就这么一点点积累，化作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投票会场内外的自信底气。
2001年那天，北京代表团完成陈述后，走出会场的何振梁被问及信心，他轻声答道：“我们准备得很充分，这次他们没理由说不。”从首钢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从天坛到桂林山水，六年间中国用可量化的数据和随处可见的变化，说明：发展既快又稳定，办赛完全可行。
第二轮投票揭晓，“北京”两个字刚一出口，萨马兰奇身后的计票板就被记者闪光灯淹没。中国代表团掌声与欢呼交织，有人流泪，有人击掌。43票的阴影终成过往，新世纪第一个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落在了黄土地的怀抱。夜幕中，北京长安街灯火通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广场人头攒动，红旗翻涌。
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前推回1993年，很难说当年的两张神秘选票是否必然属于悉尼。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那次挫折，也许就没有后来更坚实的准备，也就没有“双奥之城”这一荣誉。邓公当年说过：“办不成，也要看花在哪里，以后再来。”这句话像一根骨刺，促使决策层对场馆规划、交通治理、环境整治乃至对外传播全方位加码。
2008年8月8日，“鸟巢”点亮夜空，世界见证了东方古国的从容与盛大。早些年在亚运会现场被邓公拉着做“考官”的那批干部，有的已两鬓染霜、坐在观众席默默观礼；当年在工人体育场提问的那名志愿者，如今已是孩子的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走进新的奥林匹克公园。他指着高高升起的五环标志，轻声说：“当年的梦，今天算是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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