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香港石塘咀的海风尚带咸味。傍晚时分，吴奇伟登上一幢灰墙老楼，见到神情凝重的张发奎。老军长披着单薄长衫，叮嘱一句：“若有朝一日重见剑英，务请代我问好。”短短十余字，却像钟声，在旁人耳畔久久回荡——那是昔日“铁第四军”残将，对多年未见的广东老乡叶剑英寄出的惦念。没人会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张发奎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公开嘱托。
香港的三十年光阴，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旧日名将而言，既是避世，也是守望。他常倚窗眺望狮子山，嘴里念叨的却总是韶关家乡的山川与黄埔军校的枪声。故纸堆里，他珍藏着一把日本军刀——那是二十六年前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比武获胜后，师长赠与他的同款。把柄早已磨得锃亮，可握上去仍透着少年锋利的锐气。
将张发奎的身世拉长，年谱里屡见波峰浪谷：一八九六年生于始兴县，十六岁当兵，二十七岁升第四军军长。北伐时，他与叶挺并肩猛攻汀泗桥、贺胜桥，风头一时无两；南昌、广州两次大起义的幕后，则闪现着他与叶剑英若即若离的默契。那份广东同乡情，让双方在乱局中反复试探，却始终保持一线信任。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血雨未干，武汉局势骤变。叶剑英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毅然决裂，悄然投向中共。彼时的张发奎握兵权、拥兵数万，是国民党内少有仍敢与共产党人交往的军头。叶剑英提出“弃追叶挺、贺龙，径南下图广东”，张发奎立即心领神会。两人闭门夜谈，对外却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一个在台前调兵遣将，一个在暗处扩编警卫团。正是这份配合，为年末的广州行动赢得了宝贵时间。
然而风云瞬息。起义仅三日便被淹没于钢铁与海陆空火力之下，张发奎身败名裂，叶剑英乔装出海。此后一别，国共阵营天各一方，却在抗战中又隔空交汇。淞沪战役里，张发奎奉命固守吴淞，屡次电呈“弹尽人亡亦不退”。彼时的叶剑英，则已是八路军总参谋长，奔忙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讯补给线上。双方没有并肩，却都在烽火中为民族存亡拼命。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重返广州行营。他的政见早已摇摆，既不甘心跟随蒋介石，也无力回到革命序列。那时的叶剑英正潜伏在延安附近，为即将到来的华南战役做沙盘。烽烟已淡，人事却更难。张、叶之间，只剩一纸未寄出的家书与偶尔借香港报端飘来的只言碎语。
一九四九年十月，广州解放。叶剑英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珠江岸，一面筹建广东省军政机关，一面托人向对岸的张发奎传话：只要不与民为敌，南粤大门永远敞开。张发奎沉吟许久，终究没有踏上那艘返穗的小艇。世事倥偬，他选择在维多利亚港畔消磨余生。
转眼至一九八零年三月。张发奎抱病卧床，耳边常回响黄埔军号。临终前，他把写好的纸条交给妻子刘锦荣，上面只写了七个字——“还我骨灰，归故里”。同月十日，昔日“虎将”溘然长逝，噩耗很快传到北京。八十三岁的叶剑英沉默良久，请秘书执笔致电哀悼；寥寥数字，却如珠玉：“乡情旧谊，时所萦怀。”
这封电文背后，藏着外界难以想象的曲折。两人少年从军，同拜孙中山麾下；一人南下北伐，另一人护送总理走出炮火；尔后立场分野，却数次在大义前暗中相济。叶剑英曾对身边人提到，张发奎在南昌、广州两度对共产党“留有余地”，否则许多同志恐将血洒当场。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广州前夕，吴奇伟、符竹庭等前第四军将领正是打着张发奎“兄弟同门”的旗号，与叶剑英取得联系，最终促成整编第十二军和平起义。这层“师门情分”，在历史的岔路口，悄悄改写了岭南城池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发奎在香港淡出政治，却未与大陆完全断线。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捐款支援韶关水灾；七十年代，又转托友人向广州捐赠珍贵文史资料。公开场合，他极少谈旧事；私下则常把黄埔军歌哼上两句，眼角泛潮。
一九九二年冬，刘锦荣遵照丈夫遗愿，将骨灰带回彩岭村。那天细雨纷飞，山路泥泞，乡亲们自发排出数百米长队迎接。旧日枪声早已远去，只剩唢呐呜咽。墓碑简单，上刻“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张发奎之墓”，旁边是两棵青松。
有人评价张发奎此生“屡起屡落”，有人指他“见风使舵”，也有人记得他在抗战初期的血战嘉定。历史不吝赐予褒贬，留给后来者去辨：在一个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有人选择了坚定信仰，有人徘徊于山巅谷底。叶剑英与张发奎，一红一白，却因同乡同门的羁绊而在关键处互有温情，这或许正是那句“乡情旧谊”的分量所在。
今天，行走在始兴的小径，仍能看见彩岭村的祠堂挂着两张影像：一是身披元帅大檐帽的叶剑英，一是穿旧式军服、目光炯炯的张发奎。村里老人说，这两位“走了不同的路，却都想让广东好，让中国强”。
无论史家后来如何评断，那封写于北京的电文，像一枚沉甸甸的标尺，丈量出革命年代人与人之间最微妙的距离：可以背向而驰，却不忘彼此的初识；可以信念相左，却依旧敬其胆识与血性。
八十年后的今天，张发奎的墓前青草掩映，村童追逐，鸡犬相闻。叶剑英的手书“乡情旧谊”刻成石碑，立在祠堂旁。历史没有终章，只留下一次远远的致敬，以及两位广东汉子共同书写的烽火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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