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他被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老抱怨道：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北京市|华老|天津市|彭冲|林乎

1978年10月11日凌晨五点，林乎加的宿舍灯还亮着。电话铃猝不及防地响起，值班员一句“中央请你马上到京”打破了天津静悄悄的天色。此刻，他手边摊着一份刚拟好的“天津高校扩招方案”，笔迹还未完全干墨。

火车抵达北京已经接近正午。林乎加被直接领进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室，任命书压在桌角，时间写得干脆利落：自即日起，任北京市委书记。没有铺垫，也没有客套，他愣了足足半分钟。随即，他对坐在一旁的华国锋轻声说了那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声音克制，却难掩意外。

短短五个月前，他刚领到天津市委书记的任命。天津当时的难题并不是工业，而是教育。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蜂拥而至，分数线够，学位却挤不出。林乎加到任后，连跑七所高校摸底：宿舍不够、教室紧张、伙食供应跟不上。他提出“三面操作”——把空置的厂房临时改成课堂，动员郊县学生走读，允许院校自筹基建贷款。文件刚下发，南开、天大已经开始平地起楼。扩招数字还没最后落笔，他却被抽调进京。

急调并非偶然。北京彼时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菜篮子”和疏通交通。一旦首都物价波动，全国都会跟着起伏。中央需要一位能扑火又能算账的书记，而林乎加在浙江、上海留下的“救火”记录恰好入眼。1960年代初，浙江缺粮，他顶着压力取消过度收购；1976年在上海，他跑了数十趟铁道部和化工部，只为了把一条冷轧钢板生产线敲定。这样的履历让人放心。

可在林乎加自己看来，北京是完全陌生的战场。老同事回忆，他那天晚饭几乎没动筷，“我就怕荒了天津那摊子”，一句话重复了三遍。华国锋拍拍他的肩，半劝半命令：“全国形势紧，中央已经掂量过，你就安心干。”

倘若把目光再往前移，才更能理解林乎加的顾虑。1912年，他出生在山东长岛商户家庭。祖父做海运生意，家底殷实，少年时代他读的私塾用的是最好的毛边纸。可1931年“九一八”消息传来，他第一次在日记里写下“家国天下”四个字。父亲希望他接手生意，他却把家里开在青岛的面粉厂变成夜校，工人下班后在那儿学识字。父亲恼火，把他赶出家门，他干脆披件布衣去了济南，后来在青岛中学勤工俭学，再到1935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抗战爆发，他在胶东组织游击队，埠柳乡校起义是他策划的。1938年被收编进八路军，担任政治委员，主抓民运。那几年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怎样把粮食、盐巴、棉衣送进根据地。解放战争转入大决战阶段，他又在莱芜、孟良崮两次大规模调运，确保了前线供给不断线。打仗的人记得前方弹药，他更在意背后的柴米油盐。

建国后，他被调往浙江。那是全国灾荒刚过、百业待兴的阶段。浙江耕地少人多，他琢磨着能不能从管理环节找出路。1956年，湖州北面的稻田实验推广“包干到队”时，他是头一个拍板的人。同年年底，浙江率先取消粮票副券，工人和农民都松了一口气。也正因这份胆识，1964年他被毛泽东、周恩来点名进国家计委。那时的“小计委”事务繁杂，林乎加把“谁说得清楚，就让谁来干”的要求立成规矩，硬是逼得许多部委干部背材料、跑现场。有人埋怨他苛刻，他回一句：“凭空写不出粮食。”

文革后期局势动荡，中央组建工作组进驻上海。林乎加跟着彭冲、苏振华入沪，一头扎进破旧岸线与停产车间。大家都在议论如何复工复产，他却先跑码头清点库存：进口棉花堆着生锈，几台汽轮机散放在雨里。他对工人说：“咱们一台一台地擦，擦亮了就能开工吃饭。”说完撸起袖子把抹布浸进柴油。三个月之后，上海机械产品出口额爬回到1965年的水平。

从富家子弟到革命干部，他似乎总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也正因为如此，中央遇到需要“马上见效”的难题时，总会想到他。所以，当北京的“菜篮子”问题摆上台面，华国锋才一句“全国都是这样”，就把林乎加按在了首都的办公桌前。

到了北京，他先不谈宏大规划，而是跑去东单和德外的菜市口转了两圈：白菜三角九、猪肉断断续续、鸡蛋得排队。回到办公室，他写下“从郊区到菜场，路径越短越好”的大字。几天后，北京出现两列编号“1”和“2”的绿色通勤火车，专送新发地的蔬菜进城。紧跟着，市里批了五十辆新卡车，成立蔬菜公司统一调度。冬天刚到，市民就发现买菜不用再天不亮排队了。

林乎加的节奏一向很快。一轮调度完，他又盯上公交系统：终点站加派空车、环线车一律隔班区间发车。公交公司苦笑：“这要人要车可不少。”林乎加掏出笔算帐，“车上能多坐一分钟，工厂就能多产一个零件。”话糙理不糙，方案很快落地。到1979年春，北京早晚高峰的平均候车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

不少同事问他为何总能找到“突破口”。答案或许藏在他的从军岁月：后勤必须先行，打仗才稳。无论是枪炮还是萝卜白菜，归根到底都是保障人民活得更踏实。他常说，“百姓过得去，干部才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