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仲春的长沙黄昏，湘江水面泛起桃花色的暮光，省公安厅门口却因为一名陌生人突然戒备森严。守门战士记得很清楚：那人神情疲惫却目光犀利，开口第一句话竟是“请通报夏厅长，我是保密局的方天印。”——这句话像石子落井，立即搅动了宁静的水面。
湖南刚解放不久，国民党余部仍幻想“以匪制共”。他们集中人力物力向湘西深山渗透，希望借那片沟壑纵横的“天然堡垒”拖住人民解放军。省里刚刚开会，黄克诚拍案定调：剿匪、清特，留给湖南的时间不多了。正是在这股紧迫气氛下，方天印的现身显得相当耐人寻味。
方天印的底细不难查：1910年生于长沙，早年在唐生智旧部混迹，因一手快枪赢得赏识，却始终未获重用。1936年弃湘军投奔军统，手握生死簿，先任湘西情报站站长，继任暂编第四师参谋长。戴笠生前曾夸他“身手干练，胆大心细”，可惜天不假年，戴笠1946年殒命，方天印也失了靠山。
长沙解放前夕，他参与策划暗杀程潜，意在破坏和平起义。行动败露后，他没能随败军退台，只得潜伏湘西。可我军“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一纸布告贴满街头巷尾，给了许多灰溜溜的特务一条活路，也给了方天印一盏指引灯。更何况，他亲眼见到在长沙起义的程潜、陈明仁皆被礼遇，这让他开始动摇。
于是便有了公安厅外那一幕。值班员将情况急报夏印副厅长，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吩咐：“带他进来，先搜身，枪械一件不可留。”方天印缴出长短枪各一支，连旧式怀表也不得带入。这番谨慎并非多余，军统在暗杀一事上绝不会手软。
坐定之后，方天印递上一册褪色封皮的笔记本，内列湖南地下潜伏人员、仓库、交通站一百六十余处。夏印粗翻几页，神情陡然凝重。方天印补上一句：“名单全凭良心，我要一条活路，也想救些老部下。”这短短一句，分量不轻。
更重的底牌却是后话。他表示自己与湘西第一大匪首、暂编四师师长罗文杰有二十年交情，“他要是信谁，只会信我。我去，请他下山。”湖南方面当然心动，却又担心这是以退为进的诡计。黄克诚权衡再三，批复：“可放行，若出岔子，算我负责。”
方天印与黄忠义一道溯沅水西行。那一路，他们脚踩崎岖，头顶苍岩，山雨阵阵。到达麻风岭时，罗文杰正因旧伤化脓而郁闷，他的三千余人折损过半，只能依洞修栅，勉强支撑。军心浮动，弹药渐短，“罗二爷”陡生去意，却无人敢开口。此时方天印的出现，像捅破了天光。
“老罗，我来了。”方天印轻声一句。罗文杰端着枪，半晌才放下，“你若是做了共匪的说客，就别怪我——”话未落，被方天印抢白：“枪口对内，我们都得完；对外，或许能换条活路。”寥寥数语，山洞里只剩火把噼啪。
劝降谈判持续七昼夜。方天印摆数据、谈形势，举陈明仁、程潜为例，加上黄克诚亲笔慰勉，罗文杰犹疑的防线一点点崩坍。第八天拂晓，他终于坐在石桌旁签了起义书，还让儿子罗善达随同方天印先赴长沙，以示诚意。
夏印副厅长在省城设家常酒席，用最普通的浏阳豆豉、剁椒鱼头招待罗善达。“孩子，读书要紧，枪炮年代一去不回。”少年点头。简短几句对白，却胜过千篇豪言。
1950年6月2日，罗文杰率部两千余人整队入沅陵县城，交出轻重机枪百五十挺，山炮三门。湘西一带响起了罕见的鞭炮声——不是庆功，而是百姓奔走相告：最大的匪师投降了。从此，湘西剿匪进入收尾阶段，只剩零星流窜分子，再无成气候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方天印交出的潜伏网也被迅速拔除。仅湖南省城，各类暗哨就被端掉四十七处，特务头目十四人被捕或自首，大量档案被缴。省公安厅统计：一年内全省破获特务案件比解放前减少八成，市场夜间灯火首次不再戒严。
很多人关心方天印、罗文杰后来如何。官方档案显示，方天印被安排在湘西土改工作团，主要负责宣传政策，1955年因病离休。罗文杰则在省政协任文史资料员，终其一生再未涉枪。两人的结局，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被时代洪流推着走：握枪与放枪之间，只隔着对形势的判断。
湘西剿匪虽告终，但留下的教训始终清晰：复杂地形可以成为屏障，也可以变成笼子；枪杆子能保一时安危，却敌不过大势所趋。历史没有回头路，投诚书上的墨迹未干，硝烟已随风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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