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仲夏，东北前线的夜色依旧不安分。中苏边境偶有炮声传来，沈阳军区的指挥大厅里灯火通明，工程兵作训参谋吴虹和同事们正在翻阅前线坦克突击的侦察照片。坦克履带碾压过嫩绿的苞米地，给这个重工业基地带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如何在最短时间、最大纵深内完成布雷，拦截钢铁洪流？这成了他们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
没过几天，七二四厂靶场安排了一场火箭爆破器展示。火舌喷涌，爆破带被火箭拖曳着划破长空，众人望得目瞪口呆。“既然能拖炸药，为何不直接把地雷也拖出去？”有人随口一句，却像火星落进干柴。杜永刚副所长当即接话：“理论上没问题，我们做过宣传弹，换成地雷，只是换填料。”一句“当然可以”，把一台全新的战术装备拉上了研制日程。
沈阳的夏夜短暂，留给工程师的构思却漫长。七二四厂很快交出手绘草图：将十枚六九式防坦克地雷塞入筒形战斗部，以火箭发动机将其推至两公里外，再在空中分散投放。方案一经拍板，修理所10天便赶制出两枚样弹。7月中旬，发射地却犯了难——满目的玉米地，根本无处落弹。有人提议去辽宁东沟的盐碱滩，风大没障碍；于是，车队连夜南下。
第一发试射仍然让人揪心。弹体在空中左右掠摆，落点1660米处，十颗地雷勉强成堆，散布不足十米。席地总结，结论三条：火箭平台方向正确；弹道稳定性不过关；抛雷时机偏迟，雷堆成一团。领导一句“方向对头，问题不少”，督促大家盯紧散布精度。
此时，南方传来好消息：广州军区的同行已在研究火箭发射车。李东来、杜永刚等人南下取经，带回三点体会：越野底盘必选，自动开仓要可靠，火力覆盖要快速广域。会后，沈阳方面把“快”和“远”写进技战术指标：射程三公里以上，机动性不输主战车辆。
11月，军区召集七二四厂、一二七厂、三七五厂会审。分工落定：工程兵统筹；七二四厂专攻弹体；一二七厂改造发射车；三七五厂负责推进剂。12月26日的方案审查会上，胡奇才副司令员、叶正大副主任点头通过，但抛下硬杠杆：“五一”前要看见跑得动、能开火的样车。
于是，东北隆冬成了试制现场的背景板。零下二十多度，焊枪在钢板上噼啪作响。为节省时间，一二七厂边设计边开工，关键的滚珠丝杠直接送往南京特种厂日夜赶制。4月26日，第一台改装完成的CA-30底盘发射车驶出车间，厚雪尚未融尽，履带已掀起泥浆。
随后，浑河畔靶场展开综合摸底。单射、连射、258公里带弹行军，测试数据合格，问题却随之暴露：发射噪声高达154分贝，压力波0.014公斤每平方厘米，仪器还在安全线内，可“生物模特”——两只羊、两只兔却相继出血、震伤。技术组愣住了：若按动物指标否决车内发射，武器的“快速”优势就废了一半。会上争论激烈，吴虹一句“再用仪器复测，若值正常，就该让真人上车”才收了场。
“我来！”陈斌武工程师和年轻司机小吴率先报名。那天八月的草原，风声呼啸。发射车边行进边快速起架，角度表归零，点火！火箭呼啸而去，车体微震。烟雾散尽，两人安然跳下，围观人群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车内发射没问题！”
速度关过了，下一道题是射程与散布。试验证明：要想让十枚地雷抛出成扇形，火箭须稳定旋转；但旋转太快又会让雷伞缠绕。设计组索性给弹尾加装助旋发动机，并调整翼片角度。与此同时，三七五厂把GS-17改性双基药推上试验台，三十余批次内弹道试验后，初速和比冲满足需求。
1974年末，团队携改进批共二十发弹赴西北靶场。空中开仓高度控制到理想曲线，白色降落伞拖着黑色六九式雷弹，呈规则圆柱状散开，落点密度显著提升。随后的210发系统测试中，火箭布雷车未现结构故障，平均射程突破3200米，火控电气、瞄准机构稳定工作。
军委工程兵研究所统计：雷阵构设时间缩短至传统人工布雷的二十分之一，单车一分钟可封锁三百米正面。对当时日益增多的高机动坦克威胁，这无异于雪中送炭。1979年2月，工程兵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沈阳宣布——“1979年式火箭布雷车”正式列装。
多年后，谈起那场“真人上车”的决定，吴虹只是摆手笑道：“数据无恙，就该往前冲。装备上了战场，敌人可不会给羊和兔打预防针。”这一句大白话，道尽了那代军工人的胆识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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