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多人的乡镇，问题少年从2017年的3-4人涨到2025年的30多人；14万人口的小县，这类孩子已达160人。” 江西一座山区小县的执法队副队长，说起当地问题少年的增长速度，语气里满是无奈。打架斗殴、校园霸凌已是常态，更有甚者涉及偷盗、性侵，而特殊学校早已爆满，想送都送不进去。这些问题少年大多来自留守家庭，施暴对象也多是留守儿童，可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似乎都陷入了“管不了、没法管”的困境。这背后，是社会从稳定到流动的深刻转型，让曾经有效的教育治理体系逐渐失效。

一、稳定社会里，问题少年有“多重约束”

“以前孩子犯错，家长敢管、老师敢罚、村里敢说，没人敢肆无忌惮。” 一位50多岁的村干部回忆起过去，语气很肯定。在人口流动少、熟人社会特征明显的年代，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教育网，让问题少年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家庭是“第一课堂”，规矩从小立起。90后及之前的一代人，大多有过被父母责罚的经历。比如小时候和姐妹吵架，会被祖辈用竹扫帚追着打；不认真写作业，可能被父母罚跪。这些责罚并非恶意，而是帮孩子树立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孩子在学校犯错，家长更是和老师站在一边，共同惩戒。有位村民记得，自己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老师叫来家长，父亲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教训了他一顿，“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惹事”。

学校是规则高地，惩戒权不容置疑。过去的老师不仅教知识，更有维护秩序的权威。学生不完成作业、课堂上捣乱、背不出课文，可能会被罚站、打手心。比如，如果总爱和同学讲小话，就会常被老师罚站；答不出简单的算术题，就会被戒尺打手心，“疼得记得一辈子，但从来没怪老师，只怪自己不用心”。学校还有明确的校纪校规，打架斗殴要在全校检讨，严重的会被请回家反省，这些惩戒让学生不敢轻易越界。

社会是监督网络，舆论压力无处不在。在熟人社会里，孩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村里哪个孩子不爱学习、总打架，消息很快会传开，全村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形成无形的舆论压力。有位村民说，自己的小学同学总爱惹事，每次回到村里都要装成乖乖女，见人就热情打招呼，“就怕被人背后议论”。遇到孩子打闹，路过的大人会主动劝解；孩子出现危险，也能及时有人帮忙，社会的监督让问题行为刚冒头就被遏制。

那时的家校社边界清晰却目标一致：家长教为人处世，学校教知识规则，社会维护公序良俗。三者相互配合，就算出现问题少年，也能及时介入引导，既教育了孩子，也威慑了他人。

二、流动社会中，教育治理“集体失效”

随着城市化加速，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乡村出现大量留守家庭；同时，阶层流动加剧，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数量增多。这种双重流动，彻底打破了过去的教育生态，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能力集体弱化，问题少年逐渐陷入“无人可治”的境地。

家庭“管不了”，要么缺位要么溺爱。对留守家庭来说，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跟着祖辈生活，隔代教育要么过于纵容，要么无力约束。就算父母想管，隔着千里之外的距离，也只能靠电话叮嘱，根本起不到作用。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家庭，少子化趋势让家长愈发把孩子当成“宝贝”，产生了强烈的“亏欠感”，总觉得给孩子的不够多，舍不得打、舍不得骂。就算孩子犯错，也只是口头说教，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现在的孩子是家里的‘小皇帝’，说不得、碰不得，犯了错也不知道反思，因为他们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一位初中老师无奈地说。

学校“不敢管”，惩戒权被层层束缚。现在的学校，面对学生犯错常常束手无策。一方面，家长对惩戒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有的学生在课堂上捣乱、欺负同学，老师批评几句，家长就可能闹到学校，要求老师道歉；更有甚者，会通过投诉、举报施压，让学校和老师不得不妥协。另一方面，政策对教师惩戒权的规范，让老师畏首畏尾。“不知道什么程度的惩戒是合规的，怕一不小心就成了体罚，最后吃力不讨好。” 一位班主任说。久而久之，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校纪校规形同虚设，学生的越界行为越来越大胆。

社会“没人管”，监督网络彻底断裂。陌生人社会里，邻里之间互不相识，孩子在社区里打闹、犯错，没人愿意多管闲事。曾经的舆论压力不复存在，孩子的不良行为不会再快速扩散，自然也就没有了外部约束。更重要的是，网络时代的多元价值冲击着传统观念，孩子从网上接触到各种碎片化信息，有的甚至是暴力、叛逆的内容，却缺乏辨别能力。他们不再相信家长和老师的道理，反而认同那些“非主流”价值观，行为越来越偏激。

家庭缺位、学校失权、社会失序，原本严密的教育网出现了巨大漏洞。问题少年一旦脱离约束，行为就会不断升级，从打架斗殴到偷盗、霸凌，甚至走向犯罪。

三、三大教育陷阱，让“治理真空”越扩越大

问题少年的增多，不仅是社会流动的必然结果，更被三大教育理念陷阱进一步放大，让本就薄弱的教育治理雪上加霜。

一是“教育民主”的泛化陷阱。教育民主本是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参与决策，但现在却走向了极端：过分强调学生权利，却忽视了规则和约束。孩子缺乏辨识能力，给了他们过多“自由”，只会让他们迷失方向、肆意叛逆。家长和老师失去了引导和纠偏的权力，就算看到孩子走歪，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干预。

二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纵容陷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初衷是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但现实中却出现了过度保护：只强调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却忽视了他们应承担的责任；把惩戒等同于“伤害”，彻底取消了善意的、必要的惩戒。14岁男生强奸并杀害8岁女童，因未满16岁无法刑事处罚，仅被送特殊学校读完初中就释放，既没起到惩戒作用，也没形成威慑。这种“保护”，反而让问题少年更加肆无忌惮。

三是“家校共育”的越界陷阱。过去的家校共育，是家长配合学校，现在却变成了家长“干预”学校。有的家长过度介入学校教育，对教学方式、管理规则指手画脚；有的家长承担了过多本不该由家长做的工作，却在孩子品德教育、规则教育上缺位。家校边界模糊，让学校的自主运行受到干扰，教育秩序被破坏，治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这三大陷阱，让社会价值出现偏差，学校运行受到束缚，家庭教育失效，最终形成了“没人敢管、没人能管、没法可管”的治理真空，问题少年也随之不断增多。

四、重建“有边界、有温度、有力度”的教育生态

要解决问题少年的治理困境，不能只靠单一主体发力，更需要重建家校社协同的教育生态，跳出理念陷阱，让教育既有温度，也有力度。

家庭要重拾教育责任，既要给予关爱，也要立下规矩。家长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面对孩子的错误，不能一味纵容，要让他们承担相应后果，懂得责任与底线。隔代教育的祖辈，也要转变观念，不能只“疼”不“教”，要配合父母做好规则教育。

学校要重拾教育权威，明确惩戒边界，敢于依规行事。相关部门应出台清晰的教师惩戒细则，让老师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消除后顾之忧。学校要严格执行校纪校规，对不良行为及时干预，既保护受害学生，也挽救问题少年，不能放任不管。

社会要重拾监督责任，重建价值共识，形成正向引导。社区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关爱机制，组织志愿者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少年；加强网络监管，减少暴力、叛逆等不良信息的传播；通过宣传、教育，弘扬传统美德和主流价值观，让孩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更重要的是，要跳出理念陷阱。教育民主不是无底线的自由，未成年人保护不是无原则的纵容，家校共育不是家长越界干预。只有明确各方边界，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才能重新织密教育治理网，让问题少年不再“无人可治”，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