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今天不聊那些高大上的宏观经济，也不扯什么高深的理论。就聊聊老百姓茶余饭后最爱嘀咕的一件事——这体制内的饭碗，咋就越来越像家里的老古董，只在自家祠堂里传来传去？
您要是去机关大院门口的面馆坐坐，听那些的哥师傅、快递小哥，或者是在大厂加班到深夜的程序员们唠嗑，十个有八个都会叹口气说：“这年头，考得好不如生得好。”
这话听着刺耳，但绝非空穴来风。
最近这场针对“近亲繁殖”的大清洗，动静闹得不小。但我看了很多报道，大多还是停留在“震惊”、“愤怒”的情绪宣泄上。作为一个在这行摸爬滚打多年的观察者，我想带您钻进这座围城的深处，去看看那些藏在档案袋里、隐藏在招聘条件背后、流淌在饭局酒桌上的真实逻辑。
这不仅仅是几个岗位被顶替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社会肌理的深层病变。
1、那份为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招聘启事
先从那个让全网炸锅的福建屏南财政局招聘说起。
很多人只看到了“海外学士、英语四级、25岁以下、屏南户籍、女性”这几个关键词，觉得这是在“萝卜招聘”。但如果您把这事儿放在中国几千年的用人传统和当下的权力生态里看，这就不仅仅是个笑话，而是一门“精密的艺术”。
我查了一下屏南县的历史沿革和经济结构。屏南是个山区小县，财政收入有限，出国留学的孩子本来就不多，能在25岁之前拿到海外学士学位、还得是女性、又得是屏南户籍的，简直比大熊猫还稀缺。
这哪是招聘？这是在搞“人口普查式”的精准寻人。
结果毫无悬念，最后上岸的，正是时任财政局局长的千金。据说这位千金在国外读的是一个所谓的“预科”或“合作办学”项目，刚好卡在“海外学士”的线上。年龄呢？刚好24岁，多一分显老，少一分显嫩，一切都刚刚好。
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恩荫制”。
早在宋代，就有所谓的“任子法”，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用考试就能做官。到了明清，虽然有了科举，但“荫生”依然存在。只不过，古人还得装模作样走个过场，现代某些人则更赤裸——他们把“过场”做成了“迷宫”，只有自家孩子手里有地图。
您以为这就完了？贵州那边的烟草局才叫“脑洞大开”。
2024年5月，贵州烟草局的营销岗、会计岗，招聘要求里赫然写着“优先录取体育生、国家二级运动员”。
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一口茶差点喷在屏幕上。卖烟需要百米冲刺吗？还是做账需要举重？后来一位在烟草系统干了三十年的老哥们跟我透了底：“这叫‘曲线救国’。”
某位领导的公子，文化课成绩稀烂，考公肯定没戏，但人家从小练网球，拿了个二级运动员证书。于是，为了这碟醋，专门包了这顿饺子。
这不是个例。我翻看过去十年的国企、事业单位招聘档案，发现这种“定制岗”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SOP（标准作业程序）。
比如，某国有银行的分行招聘。表面上看，流程严谨：笔试、面试、体检、公示。但在“岗位要求”里，藏着魔鬼细节。
“具有5年以上银行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这直接把应届生挡在门外，因为应届生不可能有5年经验。
“持有CFA（特许金融分析师）三级证书”——这证书全球通过率不到10%，但如果是为了某位海归关系户量身定做的，那就另当别论。
“熟悉本地方言”——这一条更绝，直接把外地优秀人才拒之门外。
更有意思的是“亲属回避制度”的执行。
按规定，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需要回避。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见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地级市的人事局长老张，想把刚毕业的侄子弄进财政局。但老张自己就在人事系统，属于监管对象，直接操作风险太大。
怎么办？
老张找到了隔壁市税务局的局长老李。两人一拍即合：老张把老李的女儿安排进本地的社保局，老李把老张的侄子安排进本地的财政局。
这叫“交叉置换”。在大数据联网之前，这种跨区域、跨系统的操作，简直是天衣无缝。
还有更离谱的“内部循环”。
在某些大型国企，比如石油、电力、铁路系统，一个家族三代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并不罕见。
爷爷是第一代创业者，退休前是处长；爸爸接班，现在是某科室主任；儿子大学毕业，通过“定向培养”或者“人才引进”回来，现在是主任科员。
我曾去某油田采访，一位基层队长私下告诉我：“我们队上，凡是姓‘刘’的，基本都是刘副矿长的亲戚。你要是不姓刘，干得再好，顶多当个班长。逢年过节，刘副矿长家里摆席，能坐满五桌，全是单位里的中层干部。”
这哪里是企业？这分明是披着现代企业制度外衣的“宗族祠堂”。
2、当麻将桌摆进了机关大院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安排个工作吗？古往今来都有，水至清则无鱼，太较真就没意思了。”
如果只是偶尔的一两个关系户，确实不仅是“人情社会”的潜规则，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社会润滑剂”。但当这种现象演变成系统性的“近亲繁殖”，甚至出现“在编不在岗”、“吃空饷”时，它就不再是润滑剂，而是腐蚀剂，是能把大厦地基蛀空的白蚁。
咱先不谈什么宏大的“公平正义”，咱谈谈钱，谈谈效率。
公共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一分一毛攒出来的。体制内的编制，意味着稳定的工资、高额的公积金、隐形的福利，以及退休后的保障。这每一分钱，都该花在刀刃上。
但现实呢？
我看过一份某省审计厅的内部报告（非公开），里面披露的数据触目惊心。
在对全省47个县级事业单位的抽查中，19个单位存在长期“在编不在岗”人员，总计92人。这些人里，有的在外面开公司，有的在家带孩子，有的甚至常年定居海外。
但工资照发，社保照交，职称照评。
一年下来，光这92个人的工资福利支出，就超过680万元。
680万是什么概念？在一个贫困县，这笔钱足够新建两所希望小学，或者给全县的乡村医生发十年工资。
更荒诞的是“挤占编制”。
某县医院，急诊科忙得脚不沾地，医生连轴转，甚至出现过医生累倒在手术台旁的新闻。老百姓排队看病，怨声载道。
但你去查编制，县医院编制满员，甚至超编。
为什么不招人？因为编制被占了。
谁占了？
6个编制挂在县医院，人却在市里的三甲医院上班。这6个人，要么是院领导的子女，要么是卫健局领导的亲戚。他们把编制当成“保险柜”，占着坑位，等着哪天调回市里，或者作为晋升的跳板。
这就导致了一个死循环：一线累死，后台闲死；真正想干事的进不来，进来的不干事。
再说说专业能力。
我认识一位在基层审计局工作的朋友，叫大刘。大刘是正规财经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考进来后勤勤恳恳，熬了八年还是个科员。
前两年，他们科室调来一个新副科长，26岁，本科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
大刘一开始以为是来搞单位文化建设的，结果发现，这位副科长是来管预算审计的。
第一次开预算会，副科长看着报表上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三公经费”，一脸茫然，问大刘：“什么是借贷平衡？咱们局是借钱了吗？”
大刘当时就崩溃了。
但这位副科长有个特长：很会写材料，更准确地说，很会把简单的事情写得谁也看不懂。而且，他很会“来事”，领导的茶杯空了他立马续上，领导家里有事他跑得比谁都快。
不到三年，大刘还在写底稿，这位副科长已经提拔去了更重要的部门。
大刘跟我喝酒时红着眼说：“我不恨他，我恨这个制度。当专业变成笑话，当钻研变成傻瓜，谁还愿意干活？”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当一个单位里，干得好的不如关系硬的，懂行的不如会拍的，真正的人才要么被同化，要么选择离开。留下的，要么是混日子的老油条，要么是等着接班的“太子党”。
长此以往，整个体制的运转效率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政策执行打折扣，改革方案在文件柜里睡觉，面对突发事件时，这帮“关系户”能不能顶得上去？我不敢想。
3、被碾碎的“小镇做题家”梦想
如果说效率低下是体制的内伤，那么社会公平的崩塌，就是外伤，而且是流血不止的外伤。
现在的考公考编有多卷？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不足以形容。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农村或者小城镇出来的孩子，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支笔。
我认识一个叫小雅的姑娘，典型的“小镇做题家”。
小雅家在豫东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为了供她读书，家里欠了不少债。小雅很争气，考上了一所二本师范大学。
从大一开始，她就没逛过街，没谈过恋爱，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冬天没有暖气，手冻肿了还要刷题；夏天蚊子多，涂上风油精继续背申论。
她的目标很明确：考回县城的教育局，或者市里的学校，改变命运，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她备考了整整三年。
第一年，笔试第一，面试被刷。理由是“综合素质不够”。
第二年，笔试还是第一，面试又被刷。这次理由是“岗位匹配度不高”。
第三年，她报了一个只招一个人的岗位。笔试成绩出来，她考了152分，行测78，申论74，排名岗位第一，比第二名高了整整10分。
她觉得稳了。
面试那天，她穿着借来的职业装，化了淡妆，自我感觉发挥完美。
结果出来了，她综合排名第二。
录取的那个女生，笔试比她低15分，面试却比她高8分。
小雅不服，申请查分。虽然没查到什么猫腻，但后来她通过别人打听到，那个女生的父亲，是隔壁县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而且，这位副部长和面试考官之一，是党校的同学。
小雅在朋友圈发了最后一条动态：“我努力了三年，以为是在和千万人赛跑，没想到终点线前，有人直接坐上了接送车。”
然后她把朋友圈删了，去了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做行政。
小雅的故事不是孤例。
当“拼爹”成为常态，当“关系”成为核心竞争力，社会阶层的流动通道就被焊死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后果。
年轻人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开始相信“投胎才是技术活”。
既然努力没有用，那为什么要努力？于是，“躺平”成了最理性的选择，“摆烂”成了最无声的抗议。
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失效了，如果最优秀的头脑都在钻研怎么搞关系、怎么钻空子，而不是怎么搞科研、怎么创造价值，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
历史上的教训还少吗？
晚唐的牛李党争，不就是两大家族集团互相倾轧，最后把大唐的根基给掏空了吗？
晋代的门阀士族，垄断了仕途，最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五胡乱华时，这些平日里只会清谈、拼爹的世家子弟，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正在重蹈覆辙吗？我不敢说，但我看到了危险的信号。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流行一种“体制内崇拜”。不是因为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那里安全、稳定、福利好。
但当这些岗位被各种“二代”占据，普通家庭的孩子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挤不进去时，这种崇拜就会变成绝望，或者变成对社会的敌意。
4、大数据时代的“照妖镜”
好在，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的整治，不是一阵风，不是运动式的严打，而是一场技术对人性的降维打击。
以前查“萝卜坑”，靠举报信，靠人工翻档案。一个县查下来，没个半年搞不定，而且还容易被“打招呼”、“递条子”干扰。
现在，是大数据。
我去某省的大数据局参观过他们的“编制监管预警平台”。
这套系统打通了公安的户籍库、人社的社保库、教育的学历库、民政的婚姻库，还有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库。
只要输入一个人的身份证号，三秒钟，屏幕上就会弹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他的父亲是谁？在哪个单位？什么职务？
他的舅舅是谁？在哪个系统？
他的配偶在哪里工作？
甚至连他的表兄弟、堂姐妹，只要在体制内，全都能给你画出来。
这叫“图谱分析”。
以前那些“交叉置换”、“漂白身份”的小把戏，在这种全景式的监控下，就像是在探照灯下穿隐身衣，无所遁形。
比如，某局长想把侄子安排进下属事业单位。
系统会自动预警：“该考生与本单位副局长XXX存在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且报考岗位与副局长分管领域存在直接上下级关系，触发回避机制，报名资格审核不通过。”
不需要人工干预，不需要领导签字，代码说了算。
这就是“零基预算”改革的威力。
什么叫零基预算？就是不管你以前有多少人、多少钱，今年全部推倒重来。
每个岗位都要重新论证：这个岗位真的需要吗？能不能用购买服务代替？能不能用临时工？
如果是必须的，那好，公开招聘，条件要宽泛，不能搞“萝卜坑”。
更狠的是“岗位聘任制”和“合同制”。
我在浙江某县调研时发现，他们已经开始试点“编制周转池”制度。编制不再是个人的终身制，而是属于岗位的。
你在这个岗位，就有编制；你离开了，编制留下。
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年度考核不合格？对不起，合同到期不续签，直接清退。
2023年，这个县一共清退了23名“躺平”的在编人员，其中还有两个是科级干部的亲属。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因为有制度兜底，有大数据监控，领导也不敢随便打招呼。谁打招呼，系统里就有记录，审计署迟早会找上门。
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阻力。
我听一位参与系统开发的工程师说，刚开始推广时，阻力大到惊人。有些部门的领导直接找借口：“系统不稳定”、“数据不准”，甚至故意输入错误信息，就是为了阻碍系统上线。
因为这动了他们的“奶酪”。
以前，安排个亲戚，那是“卖人情”，是权力的变现。现在，权力被关进了数据的笼子里。
但这趋势是挡不住的。因为财政没钱了。
土地财政玩不转了，地方债务压力山大。再养那么多闲人、关系户，财政就要崩盘。
这就是倒逼改革。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时，所有的潜规则都得给效率让路。
5、边缘地带的无奈与希望
咱们也得客观一点，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
并不是所有父母子女在同一单位都是腐败。
在中国广大的边疆地区、艰苦行业，确实存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现实无奈。
比如青海的油田，新疆的兵团农场，西藏的基层乡镇。
这些地方，荒无人烟，招个外地人来比登天还难。好不容易来个大学生，干不到半年就跑了。
怎么办？只能靠老职工把子女留下来。
我去过柴达木盆地采访。那里有一对老夫妻，都是第一代石油工人。他们的儿子、儿媳，甚至孙子，都在油田工作。
你说这是“世袭”吗？某种程度上是。
但你说这是腐败吗？真不是。
如果不让他们的子女接班，这片油田可能就荒了，国家的能源安全谁来保？
对于这种情况，国家的政策是“特事特办”。只要程序公开，有严格的回避和公示制度，是允许这种“系统内亲属”存在的。
关键在于“阳光”。
怕的不是亲属在同一系统，怕的是“暗箱操作”，怕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怕的是条件为某个人量身定做。
真正的公平，不是搞“一刀切”的亲属回避，而是建立一个透明的竞争环境。
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有机会通过考试走出来；让城市的关系户，不能通过操作挤进去。
现在的改革，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比如，公务员省考开始实行“盲面”。面试官不知道考生是谁，考生也不知道面试官是谁，双向抽签，现场打分，全程录像。
比如，事业单位招聘的笔试命题，开始由第三方专业机构统一负责，甚至跨区域命题，防止泄题。
这些技术手段，虽然不能根除腐败，但至少大大提高了作弊的成本。
6、未来的路还很长
写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在火车站看到的一幕。
一个背着巨大编织袋的年轻人，在候车室里啃着馒头，手里还拿着一本厚厚的《行测》书。他的眼神里有疲惫，但也有光。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零基预算”，也不知道什么是“大数据监管”，更不知道什么是“回避制度”。
他只知道，只要还有考试，只要分数还说了算，他就还有机会。
这也是我对这次改革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反腐行动，更是一场“人心争夺战”。
国家需要人才，社会需要活力，老百姓需要希望。
如果“拼爹”赢了“拼搏”，那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
现在的制度建设，无论是大数据的天网，还是编制的动态调整，本质上都是在修复社会的“信用体系”。
告诉那个啃馒头的年轻人：努力是有用的，汗水是不会白流的。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权力还存在，寻租的冲动就永远不会消失。
今天堵住了招聘的漏洞，明天可能就会出现“借调”的变种；今天管住了编制的入口，明天可能就会出现“临时工”的特权化。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博弈。
但至少，风向变了。
以前，人们谈起“关系”，是羡慕，是崇拜，是习以为常。
现在，人们谈起“关系”，是警惕，是厌恶，是担心被查。
这种观念的转变，比任何制度都更珍贵。
夜深了，窗外的城市依然灯火通明。
在这片灯火下，无数个家庭正在为孩子的前途焦虑，无数个年轻人正在为明天的面试背诵素材。
而在那些看不见的服务器机房里，一行行代码正在运行，一个个红色的预警信号正在被触发，一张张关系网正在被撕裂。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关乎你我，关乎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哪怕只是为了一个普通的岗位，去痛快地跑一场。
至于结局如何？
历史会给出答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正在书写答案。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有些变化，已经发生了。您感觉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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