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1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在亨利·惠普尔联邦大楼外返回车内。 视觉中国 图
明尼阿波利斯再度响起的枪声，使得这座城市再次出现在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上。1月24日，明尼阿波利斯再次发生移民执法枪击事件，造成一名37岁的美国男性公民亚历克斯·普雷蒂死亡。此前，1月7日，另一名37岁的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也倒在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的枪口下。古德之死瞬间引爆全美舆论，反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抗议浪潮在48小时内席卷各大城市，成为特朗普上台以来第三次全国性反政府示威。抗议者高举“不要国王（No King）”的标语，令人对美国政治的演变产生时空错乱的感叹。不仅是蕾恩事件所反映的富有争议的移民政策调整，更有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年来眼花缭乱的其它一系列国内外政策操作，始终被国内外分析者所追问：特朗普的执政理念究竟是毫无章法的任性鲁莽之举，还是自有其自洽的思想逻辑？
从“不要国王”说起
要解析特朗普的执政思想，不妨从理解“不要国王”这一口号的历史深意开始。“不要国王”可追溯至美国独立前反抗英国王权的斗争，集中体现了美国政治的核心精神。美国政治原则主要植根于欧洲两大思想源头：其一，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几乎成为美国经济制度的“圣经”，信奉个人自利可通过“看不见的手”汇聚成社会公益，堪称资本主义的出生证明；其二，稍早的英国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他1790年发表的《法国革命论》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滥觞。伯克反对激进政治变革，强调秩序和规则，与斯密的市场“自由”形成互补与制约。这两股思想源泉，与清教徒“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天赋人权”等反权威教义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美式保守主义的治国理念。
进入20世纪，“反共”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新支柱。冷战阴云下，“反共”是美国政治的最大共识。理解当代美式保守主义，可循三条线索：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弱监管；重视传统价值观，强调家庭、社群、秩序与道德约束；对抗共产主义，推进美国意识形态扩张。
1925年生于纽约天主教富贵之家的威廉·巴克利，将这三者熔于一炉。1955年他创办的政论期刊《国家评论》至今仍是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阵地。巴克利用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理论取代斯密反对封建束缚的思想，淡化美国宗教传统中的种族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也批判孤立主义，奠定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涵。然而，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惨败后，巴克利的思想影响一度陷入低谷。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70年代的越战失败，直接导致左翼知识分子阵营分裂。一批经历社会大动荡的精英从自由主义“伟大社会”的幻梦中惊醒，走向了对立面。1965年创刊的《公共利益》成为保守主义新阵地，欧文·克里斯托尔等人因不满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与激进民权立场，成为“出走的左派”，1973年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
尽管与新兴的“新保守主义者”有所联合，1980年上台的罗纳德·里根仍是巴克利“融合保守主义”的代表。经济上他推行“里根经济学”，大规模减税，放松对金融、能源、航空等行业的监管，削减福利开支的同时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社会治理上里根坚定捍卫传统道德，支持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迎合基督教福音派反对堕胎和同性恋的主张；外交上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彻底扭转尼克松的缓和政策（Detente），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搞军备竞赛，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反苏力量，通过舆论战妖魔化苏联制度。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独步天下，“环顾宇内舍我其谁”，“新保守主义”势力开始大行其道，大批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精英进入小布什政府。
与巴克利式保守主义相比，新保守主义政府展现出显著差异：小布什政府较里根政府更强调政府的积极行动。里根面对国内滞胀和冷战颓势，采取内向型方针，避免与苏联正面冲突，通过军备竞赛等经济手段较量，仍未脱离“遏制”框架。小布什则不同，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上再无匹敌，对外政策更显激进。单边主义、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一时成为小布什政府的标签。为实现从“防御遏制”到“进攻改造”的转变，小布什政府有意识地提升政府及总统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爱国者法案》为政府干预私人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政府监听民众、打击移民、以反恐之名限制公民自由而打开方便之门。
小布什之后是八年的民主党执政，也是美国大力激进推行“自由主义”的时期。奥巴马提倡“社会包容”，支持少数群体，放宽移民政策，左翼思潮一度甚嚣尘上。这严重冲击了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加剧了社会极化。民主党过度依赖所谓天生正义的“少数群体”支持，忽视传统公民诉求，丧失群众基础，最终导致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横空出世”。
“非典型保守主义者”特朗普
若说首个任期尚显摇摆，但经过四年执政和四年在野沉淀，进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执政思想已基本成形。从政治光谱看，特朗普无疑仍属保守主义阵营：政治上强调秩序与权威，经济上主张减税与削减福利，社会规范上捍卫传统道德，重申美国基督教传统的稳定传承。然而，特朗普并非典型保守主义者，政治出身和道路注定他是个在任的反建制派。
历史上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战争孤儿凭军功崛起并以平民之姿逆袭的民主党总统，杰克逊也是反建制派，其民众基础是小农和拓荒者，反对东北部“政治贵族”及“商业精英”的压迫。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红脖子”及全球化下的利益受损者，反对两党政治世家和跨国企业巨头。
二者皆靠民粹掌权，高举本土优先旗帜：杰克逊对印第安人实施残酷的强制迁徙，为白人拓荒者腾挪空间，废除美国第二银行打击金融垄断。特朗普则全力打击非法移民，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为对抗既有利益集团，杰克逊与特朗普都极力扩大总统权限。如果说杰克逊是对美国“贵族政治”的颠覆，通过扩大选举权稀释东北部影响力，特朗普则是对新保守主义的反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意识形态驱动的预防性战争。而特朗普对此大加挞伐，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决定”，标志着与新保守主义的决裂，不妨称之为“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现实主义，后者是理想主义；前者是本土主义，后者是全球主义。两者虽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或推动政权更迭，出发点却截然不同。特朗普基于现实利益计算，觊觎委内瑞拉石油和格陵兰岛资源；小布什政府则更追求美式民主输出。因此，特朗普根本不关心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政体是否合意，也不会像小布什那样投入巨资对伊拉克进行美式制度改造。
“自由市场”是新保守主义的“圣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其“金科玉律”，新保守主义者视推行全球自由市场为推广美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大计。特朗普主义的逻辑恰恰大相径庭，意识形态在其外交中不占核心地位，为切实利益可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涉嫌干预他国政治（如绑架民选总统）、制裁盟友印度、背刺北约伙伴、与对手俄罗斯“瓜分”乌克兰。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抱负”被特朗普主义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暗讽门罗主义）”取代；“普世价值”遭“美国优先”篡位；“世界主义”被“民族主义”夺舍；“精英主义”遭“民粹主义”暴击。
“特朗普主义”并非对传统保守主义的简单回归。美国保守主义在某些方面确有一脉相承之处，最明显的是对传统基督教价值的推崇和对主流价值观的捍卫，这是其思想标识。然而，特朗普虽也高调维护秩序，追求的却是打破原有建制派体系下“罗马元老院”式的政治安排。他通过多种手段提升总统权力，削弱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制衡，利用个人影响力将共和党打造成“特朗普党”，甚至将自身塑造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化身”，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特朗普滥用国家紧急状态边缘化国会，设立“政府效率部”清洗反对派，指使国防部长要求军队向总统个人效忠，史无前例地刑事起诉美联储主席；以撤销执照威胁媒体……美国行政权力急剧扩张，不仅实质上破坏了立国的三权分立原则，更有突破保守主义小政府基本框架的迹象。特朗普的任期尚余三年，特朗普主义的影响还将继续突击。尽管会遭遇阻碍，但特朗普的执政思想已深刻浸染了美国的政治底色，必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从明尼阿波利斯的寒风到华盛顿的权力走廊，特朗普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美式保守主义的面貌和根基。它既是对历史脉络的某种回响，更是对建国原则的激进挑战。这场由民粹驱动、以“美国优先”为名的政治实验，其最终将引领美国走向何方：是重塑辉煌，还是动摇根基？历史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人们尚需冷眼旁观。
（陈琪，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薛静，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陈琪 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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