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晚，京西的玉泉山灯光通明。毛泽东翻阅文件时，政治局值班员送上一份刚从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拍来的电报：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先声夺人，团体赛闯进决赛。主席放下电文，拿起电话，越洋通话还无法直拨，只好先接到武汉。“贺老总，这一次名单里有庄则栋吧？”电话那端，六十四岁的贺龙正陪同各省体委干部座谈，听见主席询问，低沉地笑了一声：“有的，他和徐寅生都在，您放心。”
电话里不过寥寥数句，却把北京作战图上的红圈又狠狠地涂深了一遍。毛泽东记得，六年前，是贺龙把乒乓球当成突破口；六年前，容国团在多特蒙德捧回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枚世界冠军金牌。此后，每到世乒赛周期，他总要打听阵容。对这项运动，最高领导层投注了远超外人想象的精力。
乒乓球于一九零四年传入上海，最初只是租界洋行里的“桌上网球”。民国年间，各地体协草创，这块小小的拍案多被当作“闲人雅玩”。建国初的国家百废待兴，重工业、农业优先，体育难免被挤压。可偏偏有人不信命。十二年前，时任西南军区司令的贺龙在成都接到邓小平电话：“北京有一份体委主任的担子，你来挑吧。”电话中没提条件，只说“主席点了你的将”。贺龙沉吟片刻，答道：“中央要我干，行！”
说干就干。贺龙把行军打仗那一套搬进体育口：调干部，建机构，划片集训。身边人私下嘀咕，大将军盯着小皮球，岂不是大材小用？可贺龙知道，中国体育要翻身，先得选一个场地小、耗资低、群众基础好的项目杀出重围，乒乓球正中下怀。
一九五三年，国家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布加勒斯特之行收获寥寥，却摸清世界水平。贺龙飞回北京，第一个命令：留下录像，全队日夜研究。三年里，他把原本四散于香港、上海的高手一一请回，容国团、傅其芳、庄则栋、李富荣……南来北往，齐聚首都体育馆。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二十九岁的容国团在多特蒙德决赛横扫对手，打破欧洲百年壟断。那一晚，外交官电报机几乎被祝贺电塞爆。北京饭店庆功席间，贺龙把年轻的队员们挨个招到身前：“杯子不稀奇，中国自己也能造，真正稀罕的是你们的志气！”
容国团的金牌只是序曲。国际乒联宣布一九六一年世锦赛花落北京时，国内气氛空前高涨。为了这场赛事，体委把全国乒乓好手拉到首都，108人试训三轮优中选优，留得七十名。工人体育馆灯火通明，麻袋装的红双喜球用掉万计。陈毅一次来训话，说起胜败：“赢了固然好，输了也别垂头丧气，中国要有气度。”这番言语让小将们豁然开朗，心理负担顿消。
一九六一年四月，庄则栋初露锋芒，男单加男团双双登顶；邱钟惠拿下女单，观众席上锣鼓震天。那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自家门口举办世界大赛，志愿者在工体外贴上红纸大字：世界冠军，中国有！
两年后，布拉格再战，庄则栋卫冕成功，男团延续辉煌，唯独女将稍显遗憾。回国总结，贺龙提笔给政治局写信，力推树立“徐寅生式”的钻研、开放、勇于变招的风气。毛主席批示：“可行。”很快，《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小册子面世，各省、各厂矿订购连连，连戈壁上的建设兵团都把它当教材。
再把日历翻到一九六五年。捷克、瑞典的强队磨刀霍霍，日本新锐技惊四座。中国队提前三个月驻训昆明海埂，高原稀薄空气让人头重脚轻，却逼出了硬功夫。庄则栋25岁，正值盛年，横拍快攻愈发辣手；徐寅生自创的“转守为攻”配合快拨快带，已磨成绝学。女队这边，林慧卿肩负反击日本削球的重任，训练到深夜灯火不灭。
比赛揭幕前三天，国际台播音员在电波里低声快语，传回一条消息：日本女队气势汹汹，誓夺三项金牌。贺龙知晓后，只说了句：“把对手当镜子，照照自己的不足。”队员们听明白，将军又在给他们卸包袱。
卢布尔雅那的比赛，一路鏖战。男团与匈牙利决赛，关键局庄则栋11比8艰难拿下，场边的荣高棠拍案而起。女团决战日本，孙梅英硬是把比分从9比10追到13比11，赛后双臂发抖得端不住水杯。最终，中国包揽男单、男团、女团三金，女单虽失手，却已扬眉吐气。
胜利电报深夜抵京。毛主席轻咳一声，唤来值班员：“给武汉打电话，让贺老总放心，告诉运动员，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了。”这句话飞越长江，两小时后传到训练处，年青的庄则栋对着听筒回道：“请主席放心！”
不久，体育研究所把改进后的“狂飙三号”球拍样品送交体委。贺龙试握几下，笑着说：“手巧不如家什妙，这东西啊，以后能让世界跟着我们的节拍打球。”后来事实证明，这句预言成真，旋转、弧圈、快攻，几乎成了全球效仿的样板。
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外交阴云密布，然而一九七一年名为“乒乓”的小球滚动，竟撬动了中美破冰的一角。没有前期数届世锦赛的累积，没有庄则栋、徐寅生用胜利树起的旗帜，也就很难有那一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纵观这一段历程，乒乓不只是球拍与小白球的碰撞，更是国家意志的凝聚。贺龙的眼光，毛主席的关切，再加上一代又一代小将的挥拍，才把“乒乓王国”四个字烙在世界记忆里。六十五年前玉泉山深夜那通电话，至今仍像一声发球的脆响，提醒后来者：每一次挥拍，都与国家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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